卡夫卡在這封信中的措辭仍然帶有《藝術珍藏》那種不無矯飾的風格，不久，為了追求精確成熟的風格，他就將這些拋棄了。卡夫卡承認，他天性中的孤獨是"令人厭惡的"。他試著讓自己相信這些諺語："把蛋下在露天，自有太陽幫你孵化；與其咬自己的舌頭，不如反咬生活一口；你盡可以尊重鼴鼠和它的同類，但千萬別把它奉為聖人。"他把自己寫的所有作品，"原創的或改寫的"都整理起來，全部寄給波拉克。他沒有寄童年寫的東西（其中可能包括他為家庭娛樂編寫的戲劇，"你看，不幸在很早的時候就壓在我的背上。"）。此外，被他毀掉的那些作品（"對創作者來說它們是整個世界，對其他人來說它們則是砂礫"）以及他不好意思拿給別人看的東西（"因為如果我們赤身裸體地站在那裏發抖，就會被人戳脊梁骨，就算我們下跪求饒也無濟於事"）。他告訴波拉克："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幾乎什麼都沒寫"。他希望他的朋友能夠給他的所有作品進行公允的評價。"因為--這正是我這樣做的理由--盡管有陽光，我那顆最寶貴也最堅硬的心卻隻感到冷漠。我知道，一雙陌生的眼睛將使這一切變得更溫暖、更生動。"
卡夫卡終於到達了一個轉折點，幾乎所有初學寫作的人都要經曆這個階段，此時，羞澀、扭捏、懷疑等讓人隻想把作品藏起來（或者把草稿揉成一團丟進火中）的心理同渴望讓"另一雙眼睛"審視作品的心理發生了衝突，並最終決定讓作品接受另一個人的檢驗。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寫作是２０歲的卡夫卡生活的中心。對他來說，法律、政治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學生活動都無法同文學媲美。他告訴波拉克，他"取下自己的一片心，把它放進幾張寫滿字的信紙中，寄給你"，這並不是內容空洞的漂亮話。即使在朋友麵前，卡夫卡也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孤獨：
我們就像被遺棄的孩子，迷失在森林裏。當你站在我麵前，看著我時，你知道我心裏的悲傷嗎，你知道你自己心裏的悲傷嗎……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虔誠地、沉默地、親切地站在彼此麵前，仿佛我們就站在地獄的入口前……對我來說，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你也是我的一扇窗，通過你，我可以看到街道。單靠我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盡管我個兒高，我還夠不到窗台哩。
卡夫卡可能一直需要，並且一直在這個世界上尋找這扇窗，以便把他的內心生活和外部世界連結起來，那個外部世界是星期日在布拉格文西斯勞斯廣場上休假的猶太人的世界，他們"拿著紅色康乃馨，表情愚昧，大聲嚷嚷著"。與此同時，卡夫卡決心繼續寫作--不管有沒有成功的可能："我把那麼多力量都寄托在一根樹樁上，也許有朝一日它會長成一棵綠樹。"
與此同時，卡夫卡也在進行大量的閱讀。１９０３年夏天，他讀了德國哲學家古斯塔夫費希納（１８０１～１８８７）和中世紀德國神秘主義者邁斯特爾埃克哈特的著作。大學第三個學年開始了，卡夫卡用大量的時間學習法律，把德國文學、語言學、藝術史、音樂、心理學和古典哲學的課程放到了一邊。教會法規的任課教師是辛格教授，國家法是烏爾布瑞奇教授，民法是克拉斯諾波爾斯基教授，公民法是雷台恩教授。安娜普紮諾娃是卡夫卡三個妹妹的女家庭教師，她從卡夫卡１９歲那年來到了這個家庭。她記得，１９０２年１０月的一天，她走進卡夫卡的房間，看到書桌上放著兩卷羅馬法。"這位年輕人非常勤奮，總是坐在書桌旁"。他一直以和藹謙虛的態度對待家中的捷克傭人，盡管如此，他留給他們的印象仍是沉默而羞澀的，在他們看來，他不愛聽流言蜚語，也不愛開玩笑。"這位年輕人又瘦又高，待人誠懇，很少說話。講話時他的聲音平靜、溫和。他經常穿黑色衣服，有時戴一頂圓形的黑色禮帽。我從來沒有見過他興奮的樣子，也從來沒有見過他放聲大笑。另外，安娜還疑心卡夫卡有時會在地板上睡覺，這可能是一種身體鍛煉。一次，她看見三個姐妹齊刷刷地躺在地板上，按照卡夫卡的指令進行呼吸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