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２８日，卡夫卡回到布拉格，繼續"痛苦地"寫作。羅沃特想給卡夫卡出版第一本作品集《觀察》，但是卡夫卡擔心其中有些篇章寫得不夠好。與一般的作者不同，卡夫卡沒有虛榮心，他甚至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表現為過分小心翼翼，他要求布洛德同意"眼睜睜看著一些不怎麼樣的東西出版"是錯誤的。眼下，他認定短篇小說《記一次戰鬥》（１９０９年春發表於《許珀裏翁》雜誌）中的兩個虛構的章節："同一個懇求者的對話"和"同一個醉鬼的對話"就是那種"不怎麼樣的東西"。出版劣質的作品比不出版作品更為糟糕，"這種該死的自我強迫"使他的心都碎了。一次，卡夫卡向布洛德宣布："我們該把糟糕的東西保留下來，這樣等到最後，在我們行將就木的臥床上就隻剩這些東西了。"這可以看作是卡夫卡後來囑托布洛德毀掉自己所有未發表的作品的前兆。卡夫卡在日記裏抱怨："為了出版這本小書，花費了我多少寶貴的時間啊；從讀者的眼光出發，重讀以往作品所產生的驕傲又是多麼危險和可笑啊"。他決心從這時起不再閱讀雜誌和評論，"我不希望自己剛剛用指尖觸到真理就自鳴得意"。他給羅沃特寫了一封特別的信，信上說他正在進行艱難的抉擇，一邊是"滿足自我的責任感"，另一邊則"渴望在您那些美麗的書中添上一本屬於我的書"。他補充說："在作家中不是有這樣一種普遍的現象嗎？每一個作家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掩飾自己品質中不好的一麵。"
卡夫卡從他最喜歡的作家之一，弗朗茲格裏爾帕策?１７９１～１８７２?那裏找到了衡量真理的標準，格裏爾帕策是一個劇作家，卡夫卡在閱讀他的短篇小說《貧窮的音樂家》時"獲得了靈感"。格裏爾帕策既寫劇本，也寫短篇小說，英語國家的讀者可能對他不太熟悉--他這篇最著名的小說至今仍未翻譯為英文--但他卻對卡夫卡產生了巨大影響（卡夫卡當然會注意《貧窮的音樂家》中對父子矛盾的描寫）。這篇小說讓卡夫卡極為震驚，"他可以冒一切風險，但他沒有冒任何風險，因為在他的心中隻有真理"。讀過格裏爾帕策的日記的人都會發現，他同卡夫卡的經曆非常接近，他在維也納同樣過著一種失意的生活（他是法院檔案館的主任），他和一個女人訂了婚，但他不能下決心同她結婚。
８月１４日，卡夫卡去了馬克斯布洛德的家。當晚，他在那裏認識了一位年輕的職業女性，菲利斯鮑爾。這次相遇對卡夫卡來說是值得紀念的，幾天後，他在日記中寫道："非常想念--在寫下這個名字前多麼尷尬--ＦＢ"。他還不知道（菲利斯也是一樣），在隨後的五年中，他和這位年輕姑娘的關係會演變成怎樣一場審判。卡夫卡為菲利斯心神憔悴，然而，在戀愛的同時，他的寫作也取得了成就。１９１２年秋天，卡夫卡的感情和藝術創作都經曆了急劇的變化，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
第2部菲利斯
菲利斯鮑爾（據說，她的家人習慣按照法語的發音方式稱呼她）比卡夫卡小４歲。在卡夫卡最後的日子裏，他承認她"不漂亮"，但他喜歡她那"苗條、纖細的身體"。菲利斯強壯、能幹，至少從表麵看起來，她和卡夫卡兩人並不般配。
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１８日，菲利斯出生於西裏西亞的諾伊施塔特。她的父親是維也納人，娶了諾伊施塔特一位染工的女兒為妻，１８９９年，他們遷居到了柏林，菲利斯的父親在一家外國公司任保險代理人。五年之後，他離開了家，搬去和他的情人同居，直到１９１０年才回到家中。１９０８年，為了幫助媽媽養活四個弟弟妹妹，菲利斯退學了，她開始出去做工，把掙來的錢補貼家用。她是全家人的支柱：她的弟弟品行惡劣，後來逃到了美國；菲利斯剛剛認識卡夫卡時，她的大妹妹未婚先孕，而且全家人隻有她知道這件事。她最初在奧帝恩唱片公司做速記員和打字員，１９０９年她進了柏林的卡爾蘭德斯特洛姆公司，這是一家生產老式錄音機的公司。在今天看來，這種錄音機--卡夫卡對這項技術相當著迷--的設計相當複雜：它安裝在一個約１８英寸寬、６英寸高、６英寸長的木頭箱子上。整個錄音機由一個蠟盤錄音鼓膜和一個話筒組成，話筒上還帶有一個彎彎曲曲的中東水煙袋和一個可以調節的、用來控製錄音速度或回放錄音的控製杆。今天，我們在布拉格國家科技博物館中仍然能夠看到這種老式錄音機。在２０世紀初期，參加工作的女性並不多見，年輕能幹的菲利斯很快就被提拔為公司的執行秘書。１９１３年３月，鮑爾一家人（她的父親已經回到了家中）從德國最東端搬到了最西端的維爾莫斯道斯特拉斯，後來卡夫卡就是從布拉格來到這裏同菲利斯訂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