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之間也有輕鬆的插曲。他送給她一個鑲著他的照片的紀念品盒。他在信中給她講述了一段趣事。他在辦公室裏以"大笑"而著稱。一次，卡夫卡由於不久前獲得了提升，受命向保險公司的董事長奧托普裏布拉姆致謝，在這個正式的場合，老板那副自負的樣子卻讓卡夫卡哈哈大笑起來。另一次，他詢問她在辦公室裏的日常事務，得知她需要寫信推銷留聲機。像今天那些抨擊計算機的古板的作家一樣，卡夫卡開玩笑說，一個有生命的打字員不會像一台機器那樣讓人害怕："一台機器以它那無聲的、嚴肅的需求製約著我，就像在一個人身上施加一種非人類的更強大、更殘酷的壓力一樣"。他還說自己"害怕電話"，然而他又給菲利斯寫了一封詳細的信，建議她通過安裝來促銷留聲機，在１９１３年，這是一種尖端的辦公室信息處理技術，適用於旅館、郵局和其他公共場所。他還建議把電話機和留聲機合並成一體機。因此卡夫卡可能是現代旅館中的"商務中心"或"傳真部"的最早的提倡者。菲利斯的工作壓力比卡夫卡大，有時她會不吃午飯，一直工作到晚上七點四十五。卡夫卡可以在辦公室裏用整個工作日寫一份八頁紙的正式報告，然後把它撕碎，第二天重寫："除了上班我幾乎什麼都不幹……由於我對石棉廠的事情不聞不問，我幾乎不敢看我父親一眼，更不要說同他講話了"。
不過，在這些輕鬆的話題下潛藏的痛苦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卡夫卡的妹妹艾莉、他最好的朋友馬克斯布洛德在這個時期先後訂婚了，這使他處在一種不可名狀的痛苦中，"似乎災難徑直地降臨到我的身上"。他想像著到猶太教堂參加婚禮的情景，"穿著我那件舊燕尾服，裂了口的黑色漆皮鞋，戴一頂對我來說顯得太小的帽子"，擔任迎賓員。一本正經的猶太教儀式讓他覺得討厭，他想到大多數被同化的猶太人隻在婚禮和喪禮時才去猶太教堂，"這兩個時刻恐怖地彼此緊挨著，實際上人們能夠看到枯萎了的信仰那種飽含責備的目光。"同以往一樣，卡夫卡對家人們就婚禮開的玩笑感到陌生，盡管他也被感動了，因為他的父親在描述艾莉穿著婚紗的樣子時突然用捷克語說，她像"一個公主"。
對卡夫卡來說，什麼都不能彌補由於無法寫作而造成的痛苦。菲利斯告訴他，她希望在他寫作時坐在他的身旁，但他卻無情然而誠實地說，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寫作意味著無限地表露自己；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極度的自我表露和獻身精神會使人感覺失去了自己，因此，隻要人們的頭腦還算清醒，便總會在它們麵前退縮……當更深的井已經幹枯時，從生命的表層湧流而出的作品沒有任何價值，一旦一種更真誠的感情加入，這個表層就會搖動崩潰。這就是為什麼一個人在寫作時越孤獨越好，為什麼寫作時越安靜越好，為什麼寫作時夜越深越好……我經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帶著紙筆和一盞燈，坐在一個寬敞的、大門緊鎖的地下室最裏麵的一個房間裏，飯由人送來，總是放在離我的房間很遠、地下室最外麵的那道門外。
在這種環境下，卡夫卡會毫不費力地寫作--"因為極度地專心不需要費力"--盡管如此，他認識到這種絕對孤獨的寫作環境也存在局限。因為在第一次失敗後，他將會陷入"瘋狂的痙攣"當中。這裏，菲利斯又一次被緊鎖在地下室的門外，她的戀人並沒有敞開心扉，讓她走進他內心最深處的世界。
不過，這位隱士也一次次地走出地下室。他參加了偉大的猶太思想家馬丁布貝爾（１８７８～１９６５）在１９１３年１月１８日作的一場名為"猶太神話"的演講，參加這次演講不是因為他崇拜這位"沉悶的"演講者，而是因為在這場演講後出場的是女演員格特魯德艾佐爾特："我完全被她的個性和嗓音迷住了"。他去劇院看俄國芭蕾。舞蹈演員尼金斯基和克亞斯特的演出棒極了，"兩個完美的人兒；他們同他們的藝術緊密相連"。他重讀了一遍福樓拜的《情感教育》，仍然感到無限崇拜，他試著引起菲利斯對這本書的興趣。他的創作卻沒有任何進展，他害怕喪失寫作能力，並因此而痛苦。他向菲利斯哀求著："難道你不知道我此刻是多麼虛弱、可憐、需要有人依靠？"他擔心自己給她帶去了痛苦："我有權這樣做嗎？"接著，他以非凡的坦誠--人們永遠不能指責卡夫卡對菲利斯不夠誠實--提醒菲利斯："你必須了解你永遠不會從我這裏獲得純粹的幸福；我隻有純粹的痛苦，然而--別打發我走。把你我連在一起的不僅僅是愛，隻有愛是不夠的，愛產生了，愛來了，愛去了，接著還會再來；但是這種需要，這種把你我徹底地連在一起的需要卻不會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