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給了卡夫卡另一個理由，讓他感覺自己更像遭到了放逐："我發現在我的內心中隻有偏狹、猶豫，我忌妒並憎恨那些在戰場上的人們，我熱切地企盼一切不幸的事情"。他對布拉格城中的愛國遊行運動極為反感--"我帶著惡意的表情站在那裏"--認為它們是"伴隨戰爭而產生的最令人厭惡的事物之一。"而且，這些遊行是由"猶太商人發起的，他們今天是德國人，明天又成了捷克人"。戰爭爆發了，婚約也解除了，卡夫卡試著重新衡量自己的立足點：
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我的命運非常簡單。描繪我夢幻般的內心生活的意義已使其他一切都成為次要；我的生命可怕地縮減了，並將一直縮減下去。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事情能使我滿足……但是，我借以描繪的力量卻並不牢靠；說不定它已經永遠喪失了……我因此而躊躇……其他人同樣躊躇……但我卻站在高處，這不是死亡，而是永恒的垂死掙紮。
這可以看作是一種想死的衝動，卡夫卡時年３１歲，他是在４１歲那年去世的。卡夫卡覺得自己正處在低穀中，不僅如此，他還感到隻為了文學而生活，最終可能根本無法忍受。這種生活需要聚斂大量的資源，而這超出了他的能力。斯特林堡那樣的人才具有這種力量，他能"通過拳擊戰勝這種狂暴的情緒"。
返回布拉格以前，卡夫卡在丹麥的波羅的海旅遊勝地馬林裏斯特給父母寫了一封信。離開柏林，來到呂貝克之後，他發現自己的旅館條件很差，並在那裏遇到了厄尼斯特韋斯，韋斯顯然對他非常擔心。隨後，他去了特拉夫米德海灘遠足，在那裏洗了海水浴，然後又同韋斯和他的女友拉斐爾桑查拉一起到馬林裏斯特浴場去。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越來越無法思考、無法評說、無法確定事物的真相；無法記住、無法說起、無法分享一種經驗；我快要變成石頭了，這是真的……如果我不能從某些工作中獲得解脫，我就會迷失……我之所以避開人們，不是因為我希望安靜地生活，而是因為我希望安靜地死去"。他告訴布洛德："我已經拋棄了我那顯而易見的頑固，正是這種頑固導致我解除了婚約，我現在隻吃肉"。這種反抗造成的結果是他的腸胃功能紊亂，而且又開始失眠了，他終於像格裏高爾薩姆沙一樣醒悟了："感到我那躺在床上、被虐待被懲罰的身體像是某樣陌生而惡心的東西"。在從柏林到布拉格的火車上，一位瑞士婦女坐在他的對麵，這讓他想起了格爾蒂瓦斯納，想起了他曾那麼單純地愛著她，這是很多個月以來，"其他人的在場第一次使我感覺到我是一個活人"。７月底，他在日記中信手寫下一則虛構的片斷，其中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名叫"約瑟夫Ｋ"的人物。
在那封從馬林裏斯特寫給父母的信中--這可以看作是《給父親的信》的雛形--卡夫卡指出，他可能"生活得太好了"。直到現在，他已經長大成人，卻還過著"一種完全依賴和舒適的生活"，這對他並沒有好處，到了鍛煉自己的時候了，這同１９１３年他第一次想同菲利斯分手時的情形一樣。他不認為他已經年紀太大，不適合再離家獨立生活了（"我比我看上去要年輕得多"），堅持說他應該離開布拉格。"這裏的一切都是為了使我留下來而安排的，在這種環境下一個人渴望獨立。"保險公司的工作雖然安逸，而且給他提供了豐富的薪水，但卻令人厭煩。"如果我辭職，離開布拉格，我將沒有什麼可失去的，而且我會獲得一切。之所以說沒有什麼可失去的，是因為布拉格的生活沒有任何益處。"他的計劃是，離開布拉格，帶著他節省下來的５０００克朗，到柏林或慕尼黑生活兩年，他不喜歡維也納，因為那座城市"崇尚不可救藥的地方主義"，縈繞著一種"腐朽、巨大的鄉村般的"氛圍。在這兩年當中，他將從事文學寫作，創作在布拉格期間由於"內心懶散和外部幹擾"影響，而無法"以一種清晰、飽滿和一致的風格"寫出的作品。
卡夫卡承認，他可能是被這個計劃的動人遠景迷惑了，"但是可以作為反駁的是，我３１歲了，在這樣的年紀是不大可能受到迷惑的。"除此之外，他已經寫了"一些東西，盡管比較少，但畢竟為一些人欣賞"，就當時而言，這的確是一個恰如其分的評價，既謙虛又準確。他並不懶惰，十分簡樸，因此這個計劃是可行的，不過，他希望在實行這個計劃之前得到父母的讚同。或許是他的父母不同意這個計劃，更可能是卡夫卡根本沒有寄出這封信，總之，他繼續留在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