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Ｋ在自己房間被捕的一幕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督察一會兒擺弄火柴，一會兒比較五個手指的長短--局促逼人的室內環境與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居住環境相似：陰暗的走廊，從門下投射進來的光線，隔壁房間中的聲響。約瑟夫Ｋ雖然被逮捕了，但他仍然可以去銀行上班--卡夫卡雖然受到家人的責難，但他還是得像往常一樣，過著一成不變的、讓人心煩的日子。審訊將在僻遠的郊外舉行--有趣的是，在小說中，約瑟夫Ｋ是在銀行裏（對銀行的描述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卡夫卡所在的保險公司）通過電話（電話正是卡夫卡所厭惡的）得知這個消息的。約瑟夫Ｋ在去法庭的路上遇到了一些窮苦的人，他們的原型大概是卡夫卡在工作中或者在石棉廠中見到的窮苦工人。初次審訊時，約瑟夫Ｋ注意到會議廳裏的聽眾分席而坐，有的在左側，有的在右側，右側的聽眾對他的辯解反應熱烈，似乎很容易爭取過來。但很快他就發現他們所有人都帶著徽章，是聯合起來反對他的（正像格蕾特一樣，起初她似乎站在卡夫卡一邊，但最後卻成了檢舉他的人）。
一開始，約瑟夫Ｋ的聲音充滿了自信，甚至帶著幾分傲慢，他滿意地看著別人把自己的話記下來，然而，他慢慢發現到場的每一個人都同他對著幹，越來越感到不安。"大多數被告都很敏感，"約瑟夫Ｋ聽到有人這樣說，他的疑心更重了。審訊室裏的汙濁空氣令約瑟夫Ｋ窒息，而審判他的官員們卻受不了新鮮空氣。"鞭笞手"是小說中頗為奇怪的一段故事，約瑟夫Ｋ發現逮捕他的兩個看守（弗郎茲和威廉）在接受鞭刑，原因大概是他在不經意間向預審法官告發了他們，這個情節增強了小說的複雜性。
如果說這幕場景中隱含著施虐－受虐的性因素，那麼整部小說簡直可以說充滿了混亂的性描寫。比如，小說中的人物萊妮是卡夫卡筆下的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她對待性的態度大膽而開放。在整部小說中，主人公約瑟夫Ｋ一直希望通過女人獲得拯救，但這種企圖從來都沒有奏效。當然，拯救並不存在，罪責也是無法逃脫的，盡管沒有人清楚罪責產生的原因。
小說的第九章《在大教堂裏》，約瑟夫Ｋ對神父說："但是我沒有罪……這是一場誤會。一個人怎麼會有罪呢？畢竟，我們都是人，每個人都和別的人沒什麼兩樣。"神父回答："每個有罪的人都這麼說。"神父說，約瑟夫Ｋ誤解了事實真相："判決不會是突然做出的，訴訟的進展會逐漸發展到判決階段。"神父還警告他說，不要向其他人尋求幫助，尤其是女人們，但約瑟夫Ｋ反駁說："女人有很大的權力。如果我能發動我認識的一些女人，共同為我的案子出力，我就一定會取勝。"接著，神父指出，約瑟夫Ｋ其實一直都在欺騙自己，神父講了一則寓言（１９１４年１２月，卡夫卡在日記中第一次寫下了這篇寓言，名字叫《在法的麵前》）：一個鄉下人想走進法的大門，卻總是被守門人拒絕，他隻好長年累月地在門口等待。後來，他漸漸老了，臨死時，他問守門人，既然所有的人都努力到達法的跟前，為什麼這麼多年以來除了他之外沒有人要求進去。守門人回答說："這道門沒有其他人能進得去，因為它是專為你而開的。我現在要去把它關上了。"神父對這則寓言的意義進行了冗長而近乎詭辯的闡釋，最後總結說："一個人不必相信一切都是真的，隻需相信一切都是必然的。"約瑟夫Ｋ指出這是一種悲觀的思想："這是把謊言變成了世界的普遍準則。"約瑟夫Ｋ同神父告別時發現，後者是監獄神父，因此是屬於法院的，神父對約瑟夫Ｋ沒有任何要求："法院對你一無所求。如果你來，法院就接待你；如果你要走，法院就放你走。"
小說的最後一章，約瑟夫Ｋ被兩名劊子手帶去刑場，在路上遇到了比爾斯納小姐（在原文中，比爾斯納小姐的名字的首字母縮寫是Ｆ．Ｂ，與菲利斯的姓名縮寫相同），他想："我現在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將清醒的理智保持到底。"劊子手拔出屠刀，約瑟夫Ｋ瞥見采石場附近一幢房子的窗戶突然打開了，一個模模糊糊的人影猛然舉起雙臂。那是誰？是一個朋友？還是一個能提供幫助的人？是不是還有一些有利的證據忘了提出來？"邏輯雖然是不可動搖的，可是它無法抗拒一個希望繼續活下去的人。他從來沒有見到過的法官究竟在哪裏？他從來沒有到過的高級法院又在哪裏？"約瑟夫Ｋ最後的話是："像一條狗似的！"--卡夫卡在柏林被菲利斯拒絕時有過同樣的感受--"好像他雖然死了，這種恥辱卻依然存在於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