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作品中無疑常常表現出施虐和受虐的特征，這一點小說《在流放地》體現得尤為明顯。開始寫作這篇小說時，他在愛情上受了挫折，健康狀況越來越差，而他的國家也在戰場上節節敗退。盡管此時他的寫作進展順利，但這個時期的小說基調不大可能是開朗明快的。
這篇小說講述了一個"探險家"或者"旅行家"去參觀一處位於熱帶的流放地，當地的一位軍官熱情地為他解說懲罰犯人的刑具--"耙子"，並解釋說，"無論犯人違背了哪一條戒律，都要用耙子把這條戒律寫在他身上。"對犯人判刑是最簡單不過的，不需任何審判程序就可以隨意做出判決，"我處事的原則是：罪責無可置疑。"犯罪的人並不知道判決結果，甚至對審判這回事毫不知情。"告訴他這種事沒有必要。您知道，他會親身體驗到的。"評論者圍繞這篇小說進行了一場長期的爭論，即卡夫卡是否預見到了歐洲猶太人在納粹統治下的命運。小說中的軍官在用冷酷、平淡的口氣談到那可怕的、處決死刑犯的機器時，不禁會讓人聯想到納粹的屠殺營。小說中寫到，犯人赤身躺在"刑床"上，等待懲罰機器的針頭把自己所犯的罪名寫在身上，機器將連續工作十二小時--"最蠢笨的人也會慢慢醒悟"--這讓人想起奧斯威辛集中營大門上的那句格言："勞動意味著自由"。流放地的整套機構象征了人為的正義，而支持這種正義的人們都是靠不住的統治者。小說中提到流放地的前任司令官設計了完美的刑罰器具，並製定了懲罰的程序，某些評論家認為這個角色暗示了《聖經舊約》中那個嚴厲的上帝。當然，這篇小說中也不乏宗教的隱喻。小說原文用"Ｓｃｈｒｉｆｔ"一詞描寫刻在犯人背上的字，而這個詞在德語中就有"《聖經》"的意思。小說的後半部分，軍官自己走上刑床受刑，結果機器出了故障，齒輪都掉了出來，軍官被刺死了。他的麵孔"一如生前，看不到一絲死後贏得的解脫。"在這裏，所謂懲罰是贖罪的方式、痛苦是人類獲得拯救的方式等觀念都被消解了。卡夫卡經常采用戲劇化十足的敘述方式--早期的電影、表現主義畫家和作家以及意第緒語戲劇都具有這種特征--但這篇小說所體現的殘忍、野蠻卻是極為特殊的。
１２月，卡夫卡寫完了--這個詞用在這裏仍然是不準確的，因為這部小說並沒有真正完成--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審判》。１９２５年，即卡夫卡去世的第二年，在馬克斯布洛德的努力下，這部小說的未完成稿才首次出版。它可能是大多數讀者最熟悉的能夠集中體現"卡夫卡風格"（盡管這個詞經常被那些從來沒有讀過卡夫卡作品的人濫用）的小說，因為在小說的一開始，主人公一覺醒來，突然被法庭派來的人逮捕了，從此他就進入了一連串錯綜複雜卻毫無意義的事件當中。卡夫卡開始寫作這篇小說時的心情狀態同小說內容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聯係。同菲利斯的長期糾纏--而且這個時候仍未結束--使卡夫卡感到自己是一個受害者，同約瑟夫Ｋ一樣，被某種不知名的、邪惡的權威或法律判決，為他不曾犯下的罪過而受到懲罰。卡夫卡在父親麵前一直覺得自己有罪，盡管《給父親的信》對赫爾曼的評價不夠公平，但他的確從未特意對兒子表現出自己的愛，也從未鼓勵過他。卡夫卡總希望能夠取悅父親，讓父親感到他有著同他一樣多的體力、適應社會的能力和處事才能。長期以來，他不能同周圍的世界和諧相處，不能愛上自己的工作，不能像正常人一樣結婚，不能擁有健康的身體（盡管他常常光顧療養院、注意飲食、開著窗戶做裸體體操、劃船、遊泳），不能安然入睡，不能正常地休息。最後，盡管寫作是他獲得解脫、實現自我的惟一方式，是生活的惟一目標，但寫作並不總能幫助他擺脫挫折感和罪惡感。臨終時，他的遺願是毀掉自己未發表的作品，以消滅那些失敗的嚐試，因為對他來說，以寫作的方式走完一生已經足夠了。
在《審判》中，約瑟夫Ｋ在３０歲生日的早晨醒來，突然被宣布逮捕。小說開篇第一個句子非常低調，英語國家的讀者大多熟悉埃德溫米爾和威拉米爾夫婦的翻譯："一定是有人說了約瑟夫Ｋ的謊話……"，實際上更準確的翻譯應該是"一定是有人誣陷了約瑟夫Ｋ"，如此開篇便進入了正題。約瑟夫Ｋ既沒有進行武力反抗，也沒有提出異議，他隻是想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而且一直沒有弄清楚。這不能不讓人想起在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館中受到審判的卡夫卡，麵對責難，他一言不發，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自己到底犯了什麼錯，竟然會遭到這樣的指控。約瑟夫Ｋ最初相信自己能夠以智取勝，說服那些前來逮捕他的人，如果把《審判》理解為卡夫卡與父權之間的矛盾，我們就會發現約瑟夫Ｋ的這種反應同卡夫卡徒勞地希望取悅於父親的行為（見《給父親的信》）之間存在某種相似之處。當然，約瑟夫Ｋ沒能在看守麵前為自己洗清罪責，因為一切都是對方說了算，而這正與卡夫卡在現實生活麵臨的困境相似。因此可以說，這部小說具體而生動地反映了現實，與此同時，它又隱含著更深一層的抽象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