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機會湊巧，卡夫卡和布洛德一起去施蒂德爾公寓住了一個星期。據公寓主人奧爾加施蒂德爾回憶，卡夫卡很快就結識了"一個活潑的年輕姑娘"閔策艾斯納。"和所有不幸的年輕人一樣，她也帶有一種過度的興奮，但她是個很好的姑娘。"閔策來自特普利茨，卡夫卡很大程度上在她麵前扮演了一個長者而非戀人的角色（畢竟，他當時要同朱麗葉結婚），後來卡夫卡給她寫了很多信，建議她該如何改進自己。年輕的女性總是吸引著卡夫卡，而他盡管沉默、羞澀，卻擅長同她們交流。
在奧爾加施蒂德爾的印象中，卡夫卡是個有趣的病人，他喜歡裹在毯子裏，戴著一頂幾乎蓋住脖子的大帽子，坐在陽台上享受冬日寒冷的空氣。有一次，一位客人看到他這幅模樣，就說他戴了一頂飛行員的帽子。卡夫卡則笑著回答："與其說是一個飛行員的帽子，不如說是一個斜躺著的人的帽子"。另外一次，一個孩子因為健忘而受到責備，卡夫卡插話說："可能在他的小腦袋裏裝著很多有趣的事情，他專注於那些事情，大人的教誨不但讓他心煩，而且在他看來毫無意義。讓大人們去對大人們說吧！"此外還有一些記錄下來的軼事表明了卡夫卡對孩子的喜愛和他那種天生的公平感。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除了卡夫卡之外，施蒂德爾公寓中隻有一位處在恢複期的病人赫米娜貝克，她偶爾和卡夫卡共用一個陽台，並幫助他背誦希伯來語單詞。她回憶說，有一次她正在拍一隻蒼蠅，卡夫卡對她發起火來，這讓她感到大為驚異，卡夫卡說："你為什麼不能讓這隻可憐的蒼蠅好好待著，它何曾觸犯過你呢？"
父親對朱麗葉的看法和父母對奧特拉的婚事的態度刺痛了卡夫卡，他意識到他目前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家庭環境的影響，在施蒂德爾公寓期間，卡夫卡開始寫作《給父親的信》，並把此事告訴了奧特拉。有些人認為，卡夫卡那種顯然帶有形而上學特點的痛苦或憂慮產生於他同其父親的關係，也有人認為，卡夫卡同其父親的關係典型地反映了弗洛伊德所闡釋過的俄狄浦斯情結，《給父親的信》似乎給上述兩種人的論點提供了論據。但是，我們在使用這封信時應該格外慎重，因為卡夫卡本人曾提醒過我們，為了增強說服力，他在這封信中使用了"律師的訣竅"，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前麵提到過。在很大程度上，這封信都是不公平的，帶有誇張的成分。
１９８４年，納丁戈迪默模擬赫爾曼卡夫卡的語氣，寫出了一篇傑出的獨白形式的作品《父親的回信》（"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１９８４），他在信中指責卡夫卡過於強調自己的委屈，卻不肯寬容別人的弱點。在戈迪默的筆下，赫爾曼對兒子說："你討厭的是活人的聲音"。這篇文章的特別之處在於，戈迪默為赫爾曼辯護，指出他之所以在卡夫卡的眼中犯下大罪--赫爾曼讓卡夫卡把他寫的書放在床頭櫃上，看都不看一眼--原因可能僅僅是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不大喜歡閱讀。卡夫卡的小說具有２０世紀初先鋒派藝術的特征，這樣的作品顯然不會激起赫爾曼對閱讀的興趣--他每天要在商店裏工作十二個小時，而他的兒子卻始終躲在自己的房間裏埋頭讀書。戈迪默還相當奇怪地評論說，卡夫卡從未在日記和信件中提到過（事實上卡夫卡確曾提到過）當時猶太人受到的迫害，因此卡夫卡是反猶太主義的。
戈迪默的作品至少向我們揭示出一個問題：卡夫卡對父親的控告都是一麵之詞。在這場審判中，卡夫卡既是雄辯的律師，又是法官、陪審團，他對事情的真相毫不懷疑。即使在審判中他做出了少許讓步--一種典型的修辭策略--但他隻是通過這些讓步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開頭兩個句子體現了貫穿在這封信當中的二難推理："最近您問起我，為什麼我說我害怕您。如同往常一樣，對您的問題我無從回答，一來是確實我害怕您，二來是要想解釋這種恐懼會涉及到很多具體細節，口頭很難說得清。"換言之，需要解釋的恐懼十分強大、囊括一切，受害者隻有被這種恐懼壓迫得說不出話來，才能真正把這種恐懼解釋清楚。赫爾曼是直率、熱情、自力更生的人，他克服了許許多多的困難才獲得了今天的一切，卡夫卡要求他理解自己的敏感，要求他焦慮地、痛苦地意識到高度敏感的人在這個麻木的世界上生活可能遇到全部障礙，而他的父親對這種敏感是純然陌生的；卡夫卡身體瘦弱，赫爾曼身強體壯；卡夫卡優柔寡斷，赫爾曼堅定果斷；卡夫卡遲疑不決，赫爾曼坦率豪爽；卡夫卡體弱多病，赫爾曼精力充沛。如果卡夫卡抱怨自己的生活狀況，赫爾曼必然會既惱怒又不知所措。讓他生氣的是：兒子沒有好好利用自己的天賦，沒有結上一門好親家，沒有擺脫那種自悲自憐、了無生氣的狀態，也沒有在布拉格的職員階層確立自己的地位，這些似乎都證明了他對兒子的投資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