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因為父母的反對，也許還有其他原因，卡夫卡和朱麗葉的婚事拖了下來。１１月底，卡夫卡從謝列森回到布拉格後，給朱麗葉的妹妹寫了一封長信。在這封信中，卡夫卡描述了他在這年年初和朱麗葉最初交往時的情景，寫到她當時一定覺得他很奇怪，寫到他們最初的相互疏遠--他們在一起常常大笑，然而這種笑是不歡暢的，也不是發自內心的--寫到他們在施蒂德爾不自然地彼此接近，"實際上，在那座著了魔的房子裏幾乎隻有我們兩個人，而由於外麵天寒地凍，我們隻能待在屋裏"。他說，他們倆"勇敢地"克服了疾病的侵擾，考慮結婚。盡管如此，那時"我認為婚姻和孩子在某種意義上是最值得追求的東西，但我不可能結婚。"於是他們分開了，交談時也不再用"你"來稱呼對方，隻在告別時握了一下手。
當然，事情並沒有這樣結束。卡夫卡留在謝列森的三周內，他們沒有通過一封信，但卡夫卡一回到布拉格，"我們仿佛被命運驅趕著向對方飛去"。卡夫卡解釋說，他希望這成為"一場彼此相愛的婚姻，但更希望這是一場理智的、審慎的婚姻"。卡夫卡不大喜歡朱麗葉的幾個熟人，但他並不在意，父親的反對也隻是更加堅定了他的信念。他承認他對婚姻感到焦慮，他也曾問過自己："你隻能勉勉強強地擔負起自己的責任，現在你認為自己能擔負起維係一個家庭的責任嗎？你從哪裏獲得力量去這麼做呢？"卡夫卡說自己是"一個公務員，神經緊張過度，很久以來就被文學完完全全地吸引了，肺功能虛弱不堪，整天在辦公室裏搞些抄抄寫寫的事，累得喘不過氣來"，這個公務員希望讓一個"輕信、順從、無私的姑娘"獲得幸福。如果不是因為訂好的公寓租給了別人，他們早就結婚了。事實上，這是一個轉折點，卡夫卡漸漸改變了主意。他向朱麗葉和奧特拉承認了這一點。他認為自己不應該結婚，但他仍然希望同朱麗葉保持某種關係，一種"婚姻之外的忠誠或愛情"。
１９２０年初，卡夫卡最後一次試圖離開布拉格，計劃去慕尼黑並在那裏生活。他似乎受到了出版商庫爾特沃爾夫的影響，後者就從萊比錫遷到了慕尼黑居住。這年秋天，卡夫卡於１９１６年９月和１９１７年６月之間在煉金術士街上的小房子和舍恩博爾恩宮堡寫的一係列短篇小說終於結集出版了。這部短篇小說集《鄉村醫生》仍然是由沃爾夫負責出版的，盡管從卡夫卡最初提議在書中插入題獻頁算起，已經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但這本書上的扉頁上仍然按原計劃寫著"獻給我的父親"。《鄉村醫生》這篇小說營造了一種夢幻般的氛圍，它同卡夫卡以前的作品一樣神秘，集子中的作品也大都具有這個特點。卡夫卡講述了一位鄉村醫生在夜裏出診的故事（他自己沒有馬，但卻意外地得到兩匹馬，徑直把他送到病人家裏），通篇縈繞著一種道德上的焦慮。醫生上了馬車，然而這就意味著置家裏的女傭於不顧，任粗魯的馬夫輕薄，醫生對此深感內疚。病人是個年輕的小夥子，他的傷口--對傷口的描寫具有典型的卡夫卡風格--是不可治愈的，部分是因為病人極度敏感，部分是因為他生活在失去信仰的群體中，小夥子的傷口更像是一種精神創傷，正像卡夫卡把他那流血的肺（寫完這些小說後不久，他就開始咳血了）看成形而上學的懲罰一樣。這篇故事體現了卡夫卡對醫學的態度：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精神和肉體是同等重要的，在這點上傳統醫學存在著缺陷，需要以自然療法彌補。卡夫卡讀過哈德西派故事，這篇小說的部分內容也可以看作是那些故事的回聲。也許，這篇小說想要說明的是現代社會中人類道德和文化自信心的崩潰。
《豺狼和阿拉伯人》講述了一大群豺狼向沙漠中的行者提出請求的故事。這篇小說的目的比較明確，它諷刺了猶太人，尤其是西歐猶太人對待自己的身份的態度，他們生活在社會的邊緣，逃避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希望通過實用的手段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況--在小說中表現為豺狼依靠阿拉伯人提供的食物為生，同時又希望旅行者能剪斷阿拉伯人的喉嚨，使它們獲得解救。《致某科學院的報告》諷刺了西歐猶太人追求同化的策略，而在《十一個兒子》（Ｅｌｅｖｅｎ Ｓｏｎｓ）中，卡夫卡諷刺了自己。他告訴布洛德，小說中的"十一個兒子"分別代表他創作的十一篇小說，每一個兒子都有獨特之處，但每一個都不能完全討得父親的歡心，在做父親的看來，每個兒子身上都有"某種使他身上那隻有我才能看到的稟賦無法充分發揮的局限"。這裏的父親和高潔的藝術家的良心一樣，從來都不曾滿足過。其他一些更為短小的篇目，比如《上諭》（Ａ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反映出卡夫卡對追求意義和確定性的看法，他覺得它們是不可求得的，皇帝的旨意永遠不可能及時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