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奧特拉對哥哥健康狀況非常擔心，她背著卡夫卡去見了保險公司的經理，勸說後者給卡夫卡延長病假。保險公司要求卡夫卡親自去一趟，他照辦了。公司準許他繼續休假。他開始考慮去格裏門施泰因療養院或維也納森林療養院，這兩家療養院分別位於維也納向南六十千米和八十千米處，他可以從那裏去看米倫娜。但他下不了決心，內心十分痛苦："我沒有力量起程；一想到站在你麵前的情景，我就預先覺得自己無法承受，無法承受腦子裏的壓力"。他絕望地說，沒有人能理解他的處境，就連米倫娜也不能："在我周圍的環境下像人一樣生活是不可能的；你明白這一點，但你仍不願相信。"他甚至為自己寫給米倫娜的信而絕望，在他看來，那些信帶來的隻是"誤會、恥辱，幾乎不可磨滅的恥辱"，這使他越發感到無能為力，似乎它們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強大聲音"在對他說話，"那仿佛是你的聲音，要我沉默"。最終，那些信"隻是折磨，來自於折磨，也隻能造成折磨，不可救藥的折磨……這有什麼用呢？保持沉默，這是惟一的生存方式。"
然而，當他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籠罩在反猶太人的氣氛中"，聽人們稱猶太人為"肮髒的暴民"，他不禁想："離開這備受歧視的地方難道不是合乎自然的嗎？（而猶太複國主義或民族情感在這裏是沒有必要的。）那種非待在這兒不可的英雄主義像是浴室裏消滅不掉的蟑螂一樣。"
卡夫卡的研究者們就這裏所用的"消滅"一詞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辯論，辯論的主題是卡夫卡在多大程度上"預見"到了納粹德國實行的種族滅絕政策。從表麵上來說，他不大可能預見到這一點，但是我們也許不應該隻停留在表麵。卡夫卡理解他所處的時代和這個時代的黑暗麵。他描寫的殺人刑具、惡夢般的殘酷的極權統治，以及他對猶太人命運的深刻理解，對此我們無法僅僅做單純的解讀，因為作為讀者，我們了解後來發生的那段悲慘的曆史。卡夫卡是否預見到了這一切？對這個問題我們無法作答。這是一場沒有結果的辯論，但與此同時，它又總是縈繞在我們的心裏。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中旬的那一天，卡夫卡從奧培爾特公寓大樓的窗戶向下看到那些真正的暴民，縱馬橫行的警察和手握刺刀的憲兵，他覺得待在樓上的房子裏，"總是在保護下生活，是一種令人厭惡的恥辱。"那麼，哪裏才是他的歸宿，他的安身之處呢？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３日，卡夫卡又得到了三個月的病假，他決定去約蘭福爾貝格爾夫人的肺結核療養院休養一段時間，這所療養院位於斯洛伐克的馬特利阿裏山上。格裏門施泰因療養院已經給他發來了正式的住院許可證，但他改變了主意，於１２月１８日出發前往馬特利阿裏，打算一直住到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０日。１１月，他曾對米倫娜說，他之所以不想去維也納，原因之一是他咳嗽得厲害，每天晚上從九點四十五到十一點他都會一直咳個不停，隔一個小時後，淩晨一點他又會接著咳嗽起來。因此他覺得自己不能住臥鋪車廂。盡管如此，從布拉格出發到馬特利阿裏的旅程卻並沒有那麼糟，讓他有點懊惱的隻是行李在路上耽擱了很久才運到。
火車到站後，療養院的人駕著雪橇來接卡夫卡，載著他在月夜下穿越大雪覆蓋的森林，走過了一段美麗的行程。從外表上看，馬特利阿裏療養院"光線黯淡，條件很差"，冰冷的大廳裏空無一人，駕雪橇的人跺著腳喊人，好一會兒才出來一個女仆，她帶卡夫卡去了二樓的兩個房間，房間是在海拔九百米的高度上用木架塗抹灰泥建成的。卡夫卡的房間帶一個陽台，隔壁的房間則是給奧特拉預定的，按計劃她不久會來這裏和卡夫卡會合。進入房間後，卡夫卡驚愕地發現爐子裏冒著嗆人的濃煙，鐵床上沒有床單，衣櫃的門壞了，通往陽台的僅僅是一道單層的簡易門。女仆盡最大的努力收拾，想讓卡夫卡高興起來，但卡夫卡覺得這裏的條件還遠遠比不上謝列森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