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特利阿裏療養院的治療效果並不盡如人意。在八個月的時間裏，卡夫卡僅僅增長了８千克，而結核病則遠遠沒有治愈。１９２１年８月，他回到布拉格，那裏的一切都沒有變樣。他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繼續同克洛普施托克這樣的新朋友及閔策艾斯納這樣的老朋友通信，他也再一次體會到他所厭惡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麵麵。回家後不久，他就給妹妹艾麗寫信，就她提出的關於孩子擇校的問題進行了回複，在回信中，卡夫卡表達他對父母和孩子的問題的一些看法。卡夫卡希望艾麗的孩子們能避免布拉格富裕的猶太人的孩子們常見的命運，染上"渺小、肮髒、冷漠、偏頗的精神"。卡夫卡的話--類似的話在他那裏並不少見--表現出了一種所謂的"猶太人的反猶太主義"，這是被同化了的猶太人的一個典型特征。正如研究這一現象的一位學者所指出的："要想反駁別人對其分裂的信仰所必然做出的譴責，猶太人隻有一種選擇；即用大多數基督徒對自己指責來折磨自己"。卡夫卡對這種自責的策略並不陌生。
在卡夫卡寫給艾麗的幾封信中，他聲稱："孩子們可以拯救他們的父母"，並且補充說，"從理論上，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不要孩子的人"。但他又引用了斯威夫特的話："在孩子的教育方麵，父母是最不可信賴的人"。卡夫卡認為家庭是"一個有機體，一個極其複雜且不穩定的有機體"，在家庭中，父母"剝奪了孩子的個性權利"，僅僅為"遵守某些要求的某些人"留下了空間。就卡夫卡而言（他已經３８歲了，又回到了父母身邊，但他和家庭的一切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父母的自私自利--這是父母真實的情感--是沒有限度的……專製或奴役是父母的兩種教育方法，它們都帶有自私自利的性質。父母對孩子的愛是獸性的、愚蠢的，他們總是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到孩子身上……懷疑是布拉格教育的失誤之處。"卡夫卡譴責說："裝飾華美的房間裏充滿了令人難以忍受的、有毒的、危及孩子的空氣。"他似乎是回到布拉格來複仇的。他甚至不讓克洛普施托克來看望他："於溫暖的午後在布拉格內城散步，無論走得多麼慢，我都覺得仿佛是待在一個長長的、密不透風的房間裏，我連打開窗戶透透氣的力氣都沒有了"。
正是在這種了無生氣的心境中，１９２１年初秋，卡夫卡草擬了他的第一份遺囑，要求布洛德在他死後焚毀他的全部作品。我們會在後麵更為詳細地談到此事（２６３～２６５頁）。采用這種極端的形式清點自己的創作，無疑反映出卡夫卡從馬特利阿裏回到布拉格後那種對自我懷疑、對未來不安和對健康焦慮的心情一直沒有改善。
一連幾個月以來，卡夫卡很少寫作。１０月１５日，他重新開始寫日記，此前不久他剛把自己以前的日記都交給了米倫娜。卡夫卡回到布拉格後，米倫娜曾到他的父母家幾次拜訪他。這次，他決心寫一種與以前不同的日記，內容不再過分關注他在單身生活的痛苦："這方麵我不再像過去那樣健忘了，我的記憶力又活躍起來，並因此而失眠，"。他利用日記給自己開辟了一塊空間，從那裏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同那顯然不可治愈的疾病的關係中，他占據著什麼位置；他意識到自己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到，於是放眼觀察前麵的地形。他感到了"不得不開始的痛苦"。當他在公園裏看到年輕的女人時，他發現自己沒有絲毫的愛慕之心，他曾"多次想過和她們共享幸福，也曾多次意識到我過於虛弱不配享有這種幸福，愚蠢地認為我看透了自己和她們。"麵對著虛弱的身體，卡夫卡決定不向絕望屈服。他痛苦地感到，他已經縱容自己墮落成"一個身體上的廢人"，因為他"不想被生活樂趣所吸引，而這種樂趣對一個健康的男人來說是必要的，就好像疾病和絕望還不夠吸引人似的"。他同樣嫉妒所有已婚夫婦，但是："在任何一樁婚姻中都會得到的幸福，甚至在最有希望的情況下，都很可能會使我陷於絕望。"在他看來，他的處境是獨特的："我不相信世界上會有人和我一樣內心麵臨同樣的困境。"他深深地感受到，"令人驚訝的是，幾年來我本人係統地毀掉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