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去普拉納之前，卡夫卡曾計劃和奧斯卡鮑姆一起去蓋奧爾根塔爾旅行，這是圖林根森林中一個以泉水聞名的村莊。他對鮑姆說，他想去那裏的原因是他的恐懼。如果他總是待在一個地方，恐懼本身就會展現出最微小的變化，因此他必須讓自己對旅行充滿渴望，不停地更換地方："在最終的，或者幾乎是最終的分析中，它當然隻是對死亡的恐懼。同時也因為把眾神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而恐懼"。然而最後，他被恐懼征服了，他拒絕了鮑姆的建議。他向布洛德解釋說，經過一個不眠之夜後，他發現"我生活在一片如此薄弱、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土地上，周圍一片黑暗，陰森的力量隨時都可能從這片黑暗中冒出，對我的張口結舌毫不顧及，徑直摧毀我的生活。寫作支持著我，然而這樣說難道不是更正確的嗎：寫作支持著這一種生活？"但卡夫卡的意思並不是說不寫作時，他的生活會更好。"那樣的話我的生活會壞得多，那將會完全無法忍受以至於瘋狂……一個不寫作的作家是招徠瘋狂的怪物。但是，當一名作家本身又是怎麼回事呢？寫作是一種甜蜜的、美好的報償，但它是對什麼的報償呢？今夜我……明白了，那是對為魔鬼效勞的報償……也許還有其他的寫作方式，但我隻會這一種；在漫漫長夜裏，每當恐懼使我無法入睡時，我隻會這一種。這種寫作中的魔鬼性質在我看來是相當清楚的。"他這樣描寫一個作家的困境："他對死亡懷著可怕的恐懼，因為他還沒有活過。"正因為此，卡夫卡要和他的恐懼待在一起，不肯去旅行。他不再是一個公務員，他第一次成為了一個全職的作家，他的存在有賴於寫字台，如果想要擺脫瘋狂，他就絕不能離開寫字台。"作家，這樣一位作家的定義及其作用（如果居然有作用的話）在於：他是人類的替罪羊。他使人們能夠沒有內疚，幾乎沒有內疚地享受原罪。"卡夫卡自以為他永遠也不會離開波希米亞了，甚至一旦從普拉納返回布拉格，他就將永遠不離開那裏了。然而在餘下的不多的時間裏，命運對他卻似乎格外寬厚。
卡夫卡在普拉納一直住到了９月，期間他一直忍受著各種噪音（包括放暑假的孩子們的尖叫吵鬧），繼續寫作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並且認為寫作的"質量屬中下水平"。他中間回了幾次布拉格，一次是因為他的父親在７月中旬突然生病了，做了治療疝氣的手術。手術後，赫爾曼痛苦不堪，並且不停地向周圍的人，尤其是他那可憐的妻子訴苦。弗朗茲去探望時被父親攆走了。他試著想像自己在父親眼裏該是怎樣一幅模樣：
一個娶不到妻子的兒子，不能傳宗接代；３９歲就退休了，靠退休金活命；隻知道寫作，那是他獲得拯救的惟一途徑，或者不如說是一種詛咒；沒有愛心；不信教，做父親的甚至不能指望他為他的靈魂祈禱；患有肺結核，做父親的一眼就能看到他的病因，那全是他自己的過錯，他不該剛剛離開父母的照顧，還沒有獨立的能力就搬到了舍恩博爾恩宮堡那種不衛生的地方。
返回普拉納前，卡夫卡把《城堡》的手稿交給了布洛德，不安地等待後者的評論。他無疑是被父親的病嚇著了，他從普拉納寄出的家信比以往更為熱情友好。８月，他又回了一趟布拉格，住了四天，覺得那裏"陰鬱而枯燥"，"父親那持續的痛苦讓我感到有些悲哀"，同時他也同情"為照顧父親而透支自己的母親"。另外，他還為布洛德操心，當時後者同愛米紮爾費特的感情陷入了僵局，卡夫卡給愛米寫了一封信，提出要和她見一次麵，幫助他們協調關係，不過這封信可能並未寄出。在從普拉納寫給布洛德的最後幾封信中，卡夫卡在其中一封信上提到，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他在那裏曾四次崩潰，這對他的幹擾很大，他覺得在經曆了最後一次崩潰後，"城堡的故事顯然隻好永遠擱置一旁了"。最後一次崩潰的起因是奧特拉要在９月初返回布拉格，而他還要在這裏住一段時間，女房東將為他提供飲食。卡夫卡害怕即將到來的孤獨，盡管他意識到這正是他以往求之不得的。最後，他終於在９月１８日回到了布拉格。此前，他曾建議克洛普施托克抓住機會到柏林去，而他本人是不能去那裏的，因為他"不適於到處走動"了。他告訴克洛普施托克，布拉格是治療柏林的藥，反之亦然，"自從西歐猶太人患了病，靠吃藥維持生命以來，柏林對他來說就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他在這些圈子裏走動，就不能越出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