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的秋天，卡夫卡的健康狀況尚可，他也比以往更為樂天安命。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多拉的陪伴。她後來回憶了這段幸福的時光，他們的愛情和嬉戲，比如他們曾把手放在水盆裏，把水盆稱作他們的"家庭浴場"，然後一起快活地大笑。偶爾卡夫卡仍會提到折磨他的幽靈們，但是他似乎不像以往那樣焦慮、心神不寧了。馬克斯布洛德來柏林看望他後說："我在那裏看到的是和諧寧靜的畫麵，我終於看到我的朋友情緒很好，但他的健康狀況卻每況愈下。不過目前還沒有很大的危險性。弗朗茲說到了那些幽靈，它們終於放開他了。'我逃脫了他們的魔爪，遷居柏林是了不起的，現在他們在找我，可是找不到，至少暫時找不到。'他終於實現了自立的理想，有了自己的家"。按照布洛德的說法，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後一年中走在正確的路上，和伴侶一起過著真正幸福的生活，盡管這一年他病得很重，但他仍然圓滿地結束了一生。"卡夫卡一直都在尋找這種堅實、正確的生活基礎，他並不希望被後人當作預言存在的荒謬性的先知。
在柏林生活的初期，一天，卡夫卡和多拉去附近的公園散步，遇到了一個因弄丟了玩偶而哭泣的小姑娘。卡夫卡總是會被孩子們的痛苦感動，他告訴小姑娘，玩偶並沒有丟，它不過是去旅行了，它還從旅途中給他寫信呢。小姑娘擦了擦眼淚，懷疑地看著卡夫卡，要他提供證據，卡夫卡答應第二天給她帶來玩偶的信。回到家後，卡夫卡非常仔細地寫了一封信，並且第二天拿去讀給小姑娘聽。信上說，玩偶厭倦了總在一個家庭裏生活，希望換換地方。就這樣，卡夫卡每天寫一封信，連續寫了將近三個星期，彙報木偶的旅行經曆，每封信都清楚地說明玩偶不得不離開的原因，逐漸讓孩子明白它永遠都不會回來了。最後，玩偶遇到了一個小夥子，和他結婚了。這件小事不但反映出卡夫卡的體貼細心，而且表現出他對細節的極度關注。
在這種快樂放鬆的心境中，卡夫卡出人意料地給他的父母寫了一連串的信（這些信直到１９９０年才發表）。雖然有些信表達了因為沒有收到退休金而產生焦慮，但他頗為樂觀地向父母報告他的健康狀況、他的飲食，並說如果他們能來柏林看他，"對我來說將是真正值得慶賀的事"。他告訴他們，盡管貨幣迅速貶值，但他過得不錯，開銷也不比在布拉格時多。但在他們搬到格龍內瓦爾德大街後，他不得不承認"物價瘋長"，甚至開始影響到郵費。他所住的公寓"很好"，盡管秋天的施特格利茨"比我一生中到過的任何地方都更美"，但他仍然"像療養院裏的病人"一樣，很少會到多風的戶外去。天氣變得越來越糟了，他終於放棄了去離此不遠的達勒姆上園藝學校的念頭。曾經對家庭生活進行尖利批判的卡夫卡，如今卻在盡力表現出他對家人的關切，他甚至詳細地詢問艾麗的孩子們是否孩子學習希伯來語，以及他們什麼時候能用希伯來語給他寫信。
在布洛德麵前，他更為坦率，他說他每天大約九點起床，但是一天中必須用大量的時間臥床休息，下午尤其如此。他試著閱讀約瑟夫查姆伯倫納的希伯來語小說《失與錯》，然而隻讀了三十頁。通常情況下，他很容易激動--比如那次泰爾羅斯勒打來電話，說她準備來看他。她最終也沒有來，但這個消息卻讓他"大為不安"，睡不著覺。他試圖同以往一樣在柏林這座大都市裏建立起自我保護的機製。盡管他很少出門（他曾去過當地的一家素菜館，那裏的菠菜、蔬菜餅、麵條和李子果盤讓他胃口大開），但他並沒有與世隔絕。普阿蒙克澤勒－本－托維姆和愛米紮爾費特都來柏林看望過他，此外他經常和羅伯特克洛普施托克通信，後者還從布拉格給他寄來黃油。庫爾特沃爾夫也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上說由於卡夫卡的作品銷量很少，目前又遭遇通貨膨脹，經濟失控，出版社決定給卡夫卡結清賬目。不過，他們並不是要放棄他，而是會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創作，因為他們"相信這些作品的獨特之處日後必然會被人們所認識"。沃爾夫總是以這種禮貌的方式對待卡夫卡，哪怕卡夫卡因病無法回信也依然照舊。沃爾夫無疑確信卡夫卡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作者，並且常常鼓勵他，幫助他樹立信心。作為一種安慰，沃爾夫送給他一些他自己以及其他人寫的書，卡夫卡愉快地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