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上漲逐漸給卡夫卡和多拉的生活帶來了威脅，除了必需的食物之外，他們什麼也買不起。影劇院的票價對他們來說太昂貴了，他們沒有機會看電影、看演出。報紙也成為了奢侈品，卡夫卡有時在街角辦公室的櫥窗裏看報紙，有時則要去施特格利茨的市政廳。在搬家之前，多拉就東拚西湊地給他自製了一盞煤油燈。遇上天氣晴朗的日子，卡夫卡就去猶太研究學院，但大部分時間他都足不出戶--"我周圍的一切都沉默著，但並不是絕對的沉默，我隱約能聽到柏林的騷動"。他在信中告訴克洛普施托克："對喧囂的柏林和我同樣喧囂的內心來說，猶太研究學院是一處寧靜的避難所"。學院裏有宏偉的報告廳和一座大型圖書館，周圍的環境非常安靜，而且供暖充足。"當然我並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學生"，卡夫卡這樣說，隨後他又補充說，研究院"有點奇怪，除此之外還有某種無形的微妙之處（也就是說，這裏所有的東西都具有自由主義和改革主義的調子，此外還帶有一種學究氣）"多拉能夠流利使用希伯來語，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她都給卡夫卡誦讀安息日的禱告，這篇禱文是她爛熟於胸的。按照東歐猶太人傳統，安息日禱告是在安息日快要結束時由猶太婦女誦讀的，祈求"亞伯拉罕的上帝"在將要來臨的一周中保佑他們。
他倆還一起焚毀了卡夫卡的部分手稿。正如他在遺囑中表達的願望一樣，他希望毀掉日記本上的材料，並讓多拉當著他的麵燒毀了大量手稿。但並非所有的東西都被燒掉了。卡夫卡去世後，多拉手中仍然保存著他的一些日記和信件（布洛德當時並不知道），後來它們全部被納粹沒收了。也許將來某一天這些材料會重見天日。
１２月中旬，卡夫卡在給奧特拉和佩帕的一封家信中提到了多拉（盡管奧特拉和佩帕已經知道有多拉這個人了，但卡夫卡很少提及她）。他們給他寄來了一個家庭用品的包裹，他在回信中表示感謝，並說那些亞麻製品"讓Ｄ（多拉）感動極了；她說她真的特別想哭，實際上她幾乎就要哭起來了"。然後多拉在信的結尾補上了一兩句"又及"。整個秋天，卡夫卡的病情都很穩定，但不久他的健康狀況就惡化了。１２月底，卡夫卡告訴布洛德說，他"忍受著各種病痛的折磨，常常疲憊不堪"。由於通貨膨脹，他沒錢買報紙，"因此比起在布拉格時，我對世界的了解更少了"。１２月２３日，他給米倫娜寫了最後一封信。在信的開頭，他為很長時間沒有寫信表示了歉意，"因為即使在這裏，舊有的痛苦也發現了我，襲擾我，並稍稍給了我一點打擊。在這樣的時刻我無論幹什麼都很吃力，在我看來，我寫下的每一筆，每一個字都實在了不起，與我的力氣極不相稱……我等待著更好或更壞的時刻到來"。他接著寫道："我在這裏受到了體貼周到乃至無微不至的照料。"
卡夫卡清楚多拉為他所做的一切。她是惟一一個和他在一起生活的女人。他在同以前的戀人，尤其是菲利斯鮑爾交往時，總是害怕親密的關係會給他的寫作帶來無法忍受的威脅，而對他來說，寫作就是生命的核心。然而眼下，多拉已經融入了他的生活--即使在他寫作時，她也默不作聲地守在一旁--但他卻覺得非常自然。他把這個時期寫的所有東西都讀給她聽（不過她並不了解他以前的作品），多拉本人也有朗誦的天賦，她的朗誦充滿激情和活力（後來她成了一名女演員），卡夫卡很喜歡聽她朗讀，尤其是朗讀希伯來文著作。１９５０年，多拉在巴黎接受采訪時說："多虧了這些朗讀，我才對黑貝爾的《百寶箱》和克萊斯特的《Ｏ侯爵夫人》多多少少地有了些了解"。１９２３年上半年，卡夫卡還沒有來柏林時，多拉就在猶太研究學院學習，是她第一次把卡夫卡帶去那裏的。卡夫卡似乎終於發現了他以前的生活缺少了什麼：一個自然的、情投意合的伴侶。在布洛德看到的那幅和諧寧靜的畫麵之下，那些幽靈仍然在活動著："但他談起'幽靈'時常常露出孩子般詭譎的笑容"，多拉在采訪時這樣說。"他一點也不像天生病態或性情抑鬱的人，他總是興高采烈，魅力十足，關心和體貼身邊的人。"多拉在這次采訪中還提到他們的夢想是移民巴勒斯坦（他們幻想在那裏開一家餐館，多拉當廚師，卡夫卡當侍者），他們私下商量去東部，去卡夫卡所崇拜的東歐猶太人的國度。在施特格利茨的公寓居住時，多拉負責做飯，卡夫卡則為她打下手。每天早上，卡夫卡都要挎著菜籃，帶著裝牛奶的瓶子去市場。買菜時，卡夫卡常常在排隊時眼看著土豆的價格漲了上去。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給社會造成了巨大衝擊，親身的經曆和了解到的其他人的遭遇讓卡夫卡十分痛苦。多拉後來回憶到："市場成了他的受難地。在那裏他與那個不幸年代裏那些不幸的人交流"。偶爾，在猶太研究學院聽完講座後，卡夫卡和多拉也會去一家素菜館吃飯，透過這家菜館的窗戶，可以看到一家商店門口上寫著："饑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