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他們棲身於綠樹叢生的郊區，但多拉並不懷疑，柏林混亂的局麵使卡夫卡健康狀況惡化了。１９２３年年底，卡夫卡的病情加劇，開始發燒、臥床不起。也許他本人尚不知情，但多拉無疑已經清醒地看到：卡夫卡的生命就要走到盡頭了。
從１９２３年１２月開始，卡夫卡就被高燒、風寒等病症糾纏，痛苦不堪。１９２４年１月中旬，他的病情稍有緩解，但高達１６０克朗的醫藥費（多拉說服醫生隻收取了８０克朗）讓他頭暈目眩，從此他對生病更是感到"十倍地恐懼"。在猶太醫院裏，住一張二等病床每天要交６４克朗，另外還需要支付醫療和護理的費用。由於境況窘迫，這對戀人隻能勉強度日，他們買不起煤，就連新年夜的晚飯都是在燒剩的蠟燭頭上做熟的。昂貴的醫療費使他們的生活不堪重負。卡夫卡高燒不止，身體非常虛弱，甚至不能穿過冰冷的房間，到格龍內瓦爾德公寓的大廳裏接聽電話，就像他對布洛德所說的那樣，疾病使他"不能自如行動"。此外，"我的床上飄浮著醫療賬單上那燙人的數字"。然而，禍不單行，２月，由於房租暴漲，兩人時刻麵臨著被趕走的危險。布洛德勸說卡夫卡搬到一家波希米亞療養院治療，但他拒絕了，理由也許是去療養院的話意味著走回頭路："四十多年來，我一直吃得飽，穿得暖，我不想再過那樣的日子了。"除了每月１０００克朗的退休金之外，他的家人還不時給他提供補貼，卡夫卡覺得，他就像一隻靠家人養活的"寄生蟲"，去維也納的打算也因為旅行費用過高而放棄了。布洛德給他們寄來了一個裝滿食物的包裹，卡夫卡覺得受之有愧，就讓多拉用包裹裏的麵粉烤了一個蛋糕送給猶太孤兒院的孩子們，多拉以前曾在那裏工作。保險公司的大度也讓他心有不安，他向公司提出的每一項請求都獲得了批準。卡夫卡為此給經理寫了一封信，感謝他"好心地理解了過去一年中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這些事盡管看上去有些荒唐，但從本質上來說卻完完全全是真實的"。
這個時期，卡夫卡剛剛寫完《地洞》，他給多拉朗讀了這篇小說。在多拉看來，這篇小說中包含著強烈的個人因素，表達了卡夫卡對返回父母家中的恐懼。這是卡夫卡寫的最後一篇"動物故事"，故事的敘述者是一隻動物，它小心翼翼地挖了一座地下迷宮："我必須具備立刻跑出去的條件，不論我如何警覺，也有可能受到來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麵的攻擊，不是嗎？我在地洞的最裏頭過著安靜的生活，而與此同時敵人正不聲不響地挖洞，從這一處或那一處悄悄地逼近我。"多拉認為，這個故事表明了卡夫卡要堅決守衛這種剛剛建立起來的和諧寧靜的生活，抵抗"敵人"的進攻，這裏的敵人也許是他所說的"幽靈"，也許是要把他拉回布拉格的父母。在小說中，敘述者所描述的似乎並不是某種來自外部的敵人："他們是藏在地下的敵人，即使傳說中也沒有關於他們的記載，即使葬身於他們口腹的動物也幾乎看不到他們……一旦碰上他們，我的出口就沒用了，實際上它還會毀了我；但它是一種希望，沒有它我不能活。"但是卡夫卡的敵人並沒有一路追來："深沉的寂靜；在這裏是多麼美好，沒有人打擾我，每個人都忙著自己的事情，那些事都與我無關，要知道，做到這些可不容易啊！"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這些"的呢？首先，多拉的愛使他擺脫了孤獨；其次，他逃離了布拉格，實現了自己的理想，盡管柏林的生活中仍然充斥著艱難困苦。多拉後來回憶說："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說道：'呃，我想知道我是否已經擺脫了那些幽靈'。他把來柏林之前折磨他的一切都稱作'幽靈'"。多拉又說："他似乎緊抓住這個念頭不放；一種陰鬱的頑固。他希望燒毀自己寫下的一切，以便使靈魂從'幽靈'那裏解放出來。他臥病在床時，按照他的意願，我當著他的麵燒毀了他寫的東西。"多拉說，他"所體驗的生活是一座迷宮……對他來說，一切事物之間都混雜著無窮的因果關係，即使最普通的事物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