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不把這個故事理解為卡夫卡在臨終前寫下的文學遺囑，他最後的遺言似乎是要告訴我們：要為藝術和真理而鬥爭，同時也要以適合大眾的方式表現藝術和真理，使大眾理解、懂得它們的價值，在藝術家和大眾之間應該建立起一種正確的、積極的關係。
４月９日，卡夫卡寫信給布洛德說，住療養院的費用"高得驚人"，"得指望'約瑟芬'幫忙了，此外別無他法"。４月２０日，這篇小說發表在《布拉格新聞》的文學副刊上。此外，布洛德還向剛剛成立不久的施密德出版社推薦了卡夫卡的作品，這家出版社在這一年出版了卡夫卡的短篇小說集《饑餓藝術家》，不過，書出版時卡夫卡已經去世了。
卡夫卡明白，他喉部的症狀越來越嚴重了。一直都陪伴在他身邊的多拉也意識到了這一點。４月１０日，他被轉到了維也納大學哈耶克教授的診所治療。轉院那天，多拉驚訝地發現，派來接卡夫卡的是一輛敞篷車，而此時正是狂風大作的春天。多拉用毯子把卡夫卡緊緊地裹了起來，可她仍然怕他受涼，於是就站在他的旁邊用自己的身體為他擋風，就這樣，從柏赫尼茲到維也納，她在風裏一直站了四個小時。
在去維也納之前，卡夫卡寫信給克洛普施托克說："我的咽喉腫脹得厲害，幾乎不能吃東西了；他們準備（他們是這樣說的）給神經注射酒精，可能還要做手術"。他的床頭放著一個唾瓶，有一次，他問護士唾瓶裏的東西看起來像什麼，護士說："和魔女之廚一樣"。在隨後寫給克洛普施托克的另一封信中，卡夫卡說他感覺好多了：吞咽時的疼痛和灼燒感已經減輕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進行注射治療，隻給他的喉部噴了一些薄荷油。在給父母的信中，他說，雖然維也納醫院的條件不及療養院，但是由於不能正常進食，他不得不在這裏待下去。多拉一直陪伴在卡夫卡身邊，她更清楚地看到了這裏的診療環境。最讓她擔心的是，卡夫卡的病床夾在兩個晚期結核病人之間，這很可能會加速他的死亡。不過，４月２６日，卡夫卡在給父母的信中說，天氣晴朗，病房的窗戶整天開著，他能夠感受到春日的暖陽；並自嘲說，這裏嚴格的作息製度同他從未體驗過的軍旅生活相似。他每天早晨五點半起床，洗嗽完畢後，六點半開始進入新的一天。
看到他又重新振作起來，充滿活力，多拉變得高興了，起先的恐慌也慢慢減少了。然而，其他病人的接連去世卻時時引發卡夫卡的悲傷。一天早上，多拉來到病房時，卡夫卡指給她看對麵一張空蕩蕩的床，那張床上曾經住著一個快活的人，前一天晚上過世了。"卡夫卡表現出的不是不安，而是純然的憤怒，他似乎為自己沒有挽留住那個人的生命而生起氣來"，多拉這樣回憶說。她從來沒有忘記當時卡夫卡臉上那種"惡狠狠的、諷刺的笑"。卡夫卡寫信告訴布洛德那晚發生的事情，並說他"今天哭了好幾次，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又補充說："一旦接受了自己得的是喉頭結核之後，我的情況反而變得可以忍受了；眼下我又能吞咽食物了。"
一個星期以後，卡夫卡決定離開診所，搬去霍夫曼醫生在基爾林開的療養院，這所療養院在奧地利南部的克洛斯特新堡附近，離維也納不遠。專橫的哈耶克醫生極力勸阻卡夫卡，他指出，基爾林療養院的醫療條件很不充分，無法治療卡夫卡這樣的病人，他的話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卡夫卡一向相信自然療法，相信新鮮空氣、陽光和素食對身體的益處，認為這些比傳統的藥物療法和討厭的注射治療要好得多。另外，他也不願整天待在病人堆裏等死。克洛普施托克此時也打算放棄自己的醫學研究到維也納來，有了他的幫助，卡夫卡更覺得不必擔心缺少必要的醫學知識了，因此他和多拉堅持要搬走。
卡夫卡到基爾林療養院後的最初幾天就接受了治療，采用"可愛的敷布和吸入療法。我拒絕了砷療"。一周後，他再次對布洛德說："我現在身體很虛弱，但在這裏得到了很好的照顧"。在給父母的信中，他說基爾林療養院是"友好的小療養院"。這座療養院位於基爾林的主要街道哈普大街上，始建於１９１３年，是一家專門治療肺病的療養院。然而，這座療養院最為知名的賓館式建築布局，相比之下，它的醫療條件顯得很一般。卡夫卡在那裏有一個幹淨、朝南的白色房間，還帶個陽台，他可以坐在陽台上曬太陽。由於療養院的醫資力量有限，給卡夫卡看病的是兩位外聘的肺病治療專家紐曼醫生和貝克醫生，出診費十分昂貴。４月底，多拉答應卡夫卡的父母，一定及時讓他們了解他的病情。卡夫卡其他的親人也經常打電話來了解他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