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３日，貝克醫生給費力克斯韋爾奇寫信說，前幾天他被多拉叫到基爾林療養院，因為卡夫卡"喉部劇痛，尤其是咳嗽的時候。他試著吃些東西，然而疼痛加劇了，他幾乎不能吞咽任何食物。我確信這是由結核潰爛擴展到部分會厭軟骨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手術，因此我給病人的喉上神經注射了酒精"。酒精隻能起到暫時的緩解作用。貝克醫生建議多拉帶卡夫卡乘船返回布拉格，因為他和紐曼兩人都預計卡夫卡隻能活三個月了。多拉拒絕了他的建議，理由是如果這樣做，卡夫卡必然會意識到自己的病已經十分嚴重了。（很難相信此時的卡夫卡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病情如何嚴重）。貝克醫生表示理解多拉的擔憂，以及"她的感人的自我犧牲精神"，但就卡夫卡目前的情況來說，任何專家都無力回天了，"現在惟一能做的就是給他提供嗎啡或鴉片，緩解他的疼痛"。
在基爾林，大概是４月底，卡夫卡的病情似乎並不特別嚴重，他曾向多拉求過婚。他執意給多拉的父親寫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許可。卡夫卡在信中解釋說，雖然在多拉的父親看來，他不是一個按教義行事的虔誠的猶太人，但他是"一個懺悔的"、希望"回歸"的猶太人，因此他或許能被後者所接受。事實上，盡管多拉和卡夫卡都對猶太教懷有熱切的興趣，兩人都不是恪守教義的猶太人。據布洛德回憶，他曾和卡夫卡一起參加過一次正統猶太教徒的宗教儀式：安息日結束前的第三餐，"聽他們的低聲禱告和哈西德派聖歌"，在布洛德看來，卡夫卡在儀式進行中是"相當平靜的"。這種古老的儀式顯然使他感動，但在歸途中，他卻對布洛德說："嚴格說來，我們剛才就像在一個非洲的原始部落中。純粹是一種迷信"。
多拉的父親收到信後沒了主意，於是就拿著信去找當地猶太人十分崇敬的"吉爾拉比"，請他做出最終決定，拉比看完信後隻說了一個字："不"。於是，卡夫卡為實現結婚的理想而付出的終生努力宣告失敗了。近期發現的多拉的日記表明，這個故事中還有另一段的插曲。療養院的管理者擔心這對未婚的伴侶會影響到療養院的聲譽，於是就向多拉施加壓力，督促他們結婚。鬧到最厲害的時候，他們把多拉叫到辦公室，讓她與一位來自維也納猶太人群體的官員見麵，這位官員是療養院特意請來為多拉和卡夫卡主持婚禮的。霍夫曼醫生和他的妻子將做他們的證婚人。"這是我的一生中最恐怖的時刻之一，我驀地想見到這個殘酷的事實：弗朗茲死後我該怎麼辦"。奧特拉勉強同意了這個主意，但多拉覺得這是在"剝奪一個垂死之人最後一點快樂的時光，剝奪他的希望"，於是她拒絕了。
拉比的拒絕給卡夫卡的打擊很大，在他最後的日子裏，他的生活全靠多拉和克洛普施托克的照料。此時，卡夫卡講話和喝水都變得非常困難了，他開始通過寫便條向他身邊的朋友發出簡潔的指令，提出要求和問題。這些朋友中也包括５月專程來看望他的布洛德。由於擔心影響卡夫卡的情緒，布洛德謊稱自己在維也納有事要辦，所以順道前來探望，他發現卡夫卡情況很糟。有時，便條內容非常簡單，比如"一點水；這些小藥丸一沾上唾液就像玻璃渣"，或者是"把丁香花搬到太陽下吧"。有時，紙條上的內容表現出卡夫卡認為自己是多拉和克洛普施托克的負擔，他把他們倆說成是自己的"小家庭"。"我給你們帶來了多大麻煩啊：真讓人發瘋"，或"你們對我太好了，當然這讓我更難受"，或"你們能忍受多少年呢？你們忍受得了，我對你們的忍受又能忍受多久呢？"一次，他想起那晚在維也納醫院去世的那個人，痛苦地寫道："他們在我旁邊殺死了他，護士們來來去去，但誰都對他不聞不問。"不久，小說集《饑餓藝術家》的長條校樣送到了他的病床前："我得用所有的力氣來寫它嗎？"隨後他可能感到有點絕望："把你的手在我的額頭上放一會兒，給我點勇氣。"
在生命的最後幾天，卡夫卡總是感到口渴："我對水的渴望"，這種渴望折磨著他，但卻無法消除。"弗朗茲成了一個狂熱的酒徒"，多拉對卡夫卡的父母這樣說。"他幾乎每頓飯都離不了啤酒或葡萄酒。不過他喝得並不是特別多。他每周喝一瓶匈牙利葡萄酒，或其他優質葡萄酒。我們有三種酒，這樣我們就能調出各種流行的口味"。其中一張便條上寫道："把這有限的能力用來喝酒吧，可惜我不能再和我的父親一起去布拉格遊泳學校的啤酒園裏喝酒了。"臨終前，卡夫卡回憶與父親一起喝啤酒的情景，試圖以這種方式與父親最終達成和解。在《給父親的信》中，卡夫卡曾提到過他在這家遊泳學校的更衣室受到父親的羞辱，他那幼小贏弱的身體和父親的健壯魁梧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現在，在他的想像中，這裏又變成了他和父親把酒言歡的地方。後來赫爾曼在布拉格看到兒子寫的這句話時，他的心也融化了。卡夫卡告訴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