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代父為錢穆寫序，成為中國文壇的“三錢”——錢基博、錢穆、錢鍾書的佳話。
錢穆後來在1983年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稱錢鍾書小時候“已聰慧異常人矣”，又說：“及餘去清華大學任教，鍾書亦在清華為外文係學生，而兼通中外文學，博極群書，宋以後集部殆無不寓目。鍾書畢業清華後，留學英倫。歸，又一度與餘同在西南聯大任教。”
錢鍾書在1985年致函錢穆，全文如下：
賓四宗老大師道座：
契闊暌違，忽五十載。泰山仰止，魯殿巋存。遠播芳聲，時殷遐想。前歲獲睹大著憶舊一編，追記先君，不遺狂簡，故誼親情，感均存歿。明年蘇州市將舉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紀念大會，此間人士僉以公雖本貫吾邑，而梓鄉與蘇接壤，處廉讓之間，又卜宅吳門，乃古方誌所謂“名賢僑寓”。且於公欽心有素，捧手無緣，盛會適逢，良機難得，竊思屆時奉屈賁臨，以增光寵，俾遂瞻對。區區之私，正複齊心同願。舊國舊鄉，望之暢然，而況於聞聞見見，莊生至言，當蒙忻許，渴盼惠來。公家別具專信邀請，敬修片楮，聊申勸駕之微忱。襯拳邊鼓，力薄而意則深也。即叩春安不備。
宗末鍾書上
楊絳同候
一九八五年二月三日
由於當時兩岸關係緊張，而且錢穆身體欠佳，未能成行。錢穆盼望子女能夠赴台。尤其是錢穆晚年有過幾次輕微中風，而且視力漸衰，行動不便，很希望子女能夠來台相聚。
終於在1987年11月2日，台灣當局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一年之後，台灣當局又開放大陸民眾赴台探親，雖說最初規定的條件相當嚴苛，從大陸直接赴台的手續相當繁瑣。當時錢穆的長女錢易正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進行學術訪問，從“第三地”前往台灣探親，獲得台灣當局批準。當長女錢易來到“素書樓”，錢穆感到莫大的寬慰和欣喜。
錢易於1956年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衛生工程係，1957年考入清華大學攻讀研究生，1959年10月畢業後，在清華大學任教。1981年至1983年錢易作為副教授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任訪問學者。1987年出版專著《水汙染及其防治》。1988年至1989年在荷蘭德爾夫特技術大學任訪問教授。從1992年起多年擔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還先後擔任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婦聯第七屆執委，全國婦聯第八屆副主席。曾先後在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英國帝國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學校講學，擔任國際科學聯盟執行委員會委員，世界工程組織聯合會副主席。
素書樓風波驟起
民進黨把炮口對準了錢易。民進黨中常委陳水扁發難，稱錢易在入台時，“隱瞞”了曾經是共青團員的身份。緊接著，民進黨又進一步“揭發”，稱錢易是中共黨員，曾經在大陸的“叛亂組織”（那時候台灣把大陸的政協劃為“叛亂組織”）任職。於是有人要告錢穆“知匪不報”。1988年底，台灣“高檢署”把民進黨對錢穆的控告處以不起訴決定，但是錢易隻能馬上離開台灣。錢穆痛心地說：“這些人已經完全拋棄了中國文化傳統，不承認父女間的親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兒為何會從那麼遠的地方來看望父親。”
“錢易風波”剛剛過去，“素書樓風波”接踵而至，民進黨繼續炮轟錢穆。1989年，當時擔任台北市議員的周伯倫，指稱時任“總統府資政”的錢穆“非法占用市產”。在民進黨黨內，流傳著所謂“一長二仁三伯倫”，即謝長廷、丘義仁與周伯倫，並稱為民進黨內“最聰明的三顆腦袋”。周伯倫這顆民進黨內“最聰明”的“腦袋”，在台北市議會中提出，錢穆所住的“素書樓”是公共財產。經他調查，“素書樓”是當年蔣經國委托陽明山管理局所建，產權當屬陽明山管理局，現在屬於台北市政府的“市產”。兩蔣的“威權時代”早已經過去，錢穆不能再依仗國民黨的權勢“非法霸占公共財產”，錢穆必須遷出“素書樓”。
這時已經成為“立法委員”的陳水扁馬上跟進，以書麵質詢方式強烈要求台北市府收回“素書樓”。
作為國民黨領袖的“總統”李登輝對“素書樓風波”裝聾作啞，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