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中那句“中國大陸流行音樂的啟蒙先驅”，道出了“十億個掌聲”響起的原因。
鄧麗君的歌聲在中國大陸流行，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50後”、“60後”一代中國人的青春記憶。那時候在中國大陸，有這麼一句俏皮話：“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其實正是粉碎了“四人幫”，“老鄧”複出，製訂“改革開放”的宏韜偉略，使中國大陸走上騰飛之路。正是“老鄧”的改革開放，使“小鄧”的歌聲得以在中國大陸飛揚。
鄧麗君的歌聲在“文革”前及“文革”中，在極“左”路線統治中國大陸的年代，是不可能進入中國大陸的。在那時候，隻消用“靡靡之音”這四個字，就足以置鄧麗君歌曲於死地。在那時候，充其量隻是“小資”情調的鄧麗君歌曲會被“升級”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徹底被“打倒”。在那時候，中國大陸隻有《大海航行靠舵手》、語錄歌以及“樣板戲”，隻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鬥私批修”以及“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有人這樣描述那時候中國人心靈的麻木：“充斥了太多超重的符號……人們喪失而後亦遺忘了許多普通的情感——如對大自然的愛，對家園的懷想思念，對親情與友誼的珍惜，對季節與景物更迭的感喟，對人生之旅的感悟，更不必說已成了禁忌的兩性之間的愛情……”
嚴冬畢竟過去。中國大陸春回大地。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鄧麗君成為“中國大陸流行音樂的啟蒙先驅”。
中央電視台《中國流行音樂20年·那些年，這些人》節目編導曾這樣道及鄧麗君：
“不管有些人承認也好，反對也罷，鄧麗君對中國現代流行音樂的影響都是劃時代的。鄧麗君的歌最初傳入大陸時，正是剛剛打倒‘四人幫’、百廢待興那陣子，中國大陸的人們驚訝地發現，原來世上還有如此婉約的表達，還有這樣的生活方式，人們除了革命、喊口號，還可以這樣抒發個人情感。以前大陸曾流行這樣一種觀點，說鄧麗君的歌曲屬於小調，難度不高，在編輯這期節目後我深刻體會到，這樣的認識絕對是對鄧麗君的誤讀。人們可以模仿鄧麗君，卻領會不出她歌聲中的精髓和內涵。可以說，作為華人流行歌壇裏程碑似的人物，鄧麗君是永遠無法被複製的。”
中國大陸樂評人金兆鈞指出：
“沒有哪一個歌手能夠影響這麼多代的這麼多華人，尤其在內地。更少有一個歌手能夠影響內地這麼多的音樂人。鄧麗君的歌曲首先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聲音。嚴格地講，鄧麗君應該是自中國早期流行歌曲以來一個集大成者。她的演唱固然繼承了淺吟低唱、風花雪月的‘小資’情調，卻消除了早期歌手的‘嗲’而更為流暢自然，且極大地提高了技術上的表現力，這也就無怪乎內地80年代以來的第一代女歌手幾乎無不受到她的影響，以致產生了一批‘小鄧麗君’。”
中國大陸作曲家穀建芬則評價說：
“鄧麗君的聲音幹淨，演唱質樸，掌握了多種音樂形態，有著極高的天分和靈氣。語言天分和文化修養讓她更能淋漓盡致地演繹不同音樂語言的內涵。我在驚歎她演唱實力的同時也深深為她的歌聲打動，一種久違了的創作情感油然而生。我常想鄧麗君能讓我們享受到原本屬於天生的歌聲，就是在提醒我們音樂人要學習她對音樂的單純追求和心無雜念的境界。讓我們音樂人都能返璞歸真，將真心真情歸還音樂，實現音樂本身感動常在。”
正是鄧麗君歌聲天生麗質，正是中國大陸春色漸濃，使鄧麗君之歌席卷神州，成為時代的音符。
鑒於鄧麗君在中國大陸的巨大影響力，中國大陸相關部門通過不同渠道，向鄧麗君發出盛情邀請。鄧麗君本人也盼望能夠在海峽彼岸一展歌喉，然而鄧麗君始終無法成行。其中的原因，直到2006年，在鄧麗君逝世11周年紀念日，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紀念活動上透露。1980年，大陸方麵邀請鄧麗君前往大陸舉辦盛大音樂會，而鄧麗君的經紀團隊也已經接受演出邀請，但是當時蔣經國宣布了兩岸所謂的“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的“三不政策”，還罕見地專門在“總統府”召見宋楚瑜（當年擔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指派他勸阻鄧麗君到大陸演出。宋楚瑜與鄧家素有私交，於是硬著頭皮接受了這個不可能的任務，沒想到鄧麗君接受了他的勸告。之後，台灣方麵安排了鄧麗君在台灣的一係列演出。
鄧麗君無法到大陸演出，但1984年在台北中華體育館舉行“十億個掌聲”演唱會，大陸100多家廣播媒體現場直播，在大陸造成很大的轟動。
1985年1月30日零點22分，正在新加坡的鄧麗君，意想不到接到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那是《北京青年報》記者關鍵打來的長途電話，也是她一生中接受的唯一一次大陸媒體的采訪。後來關鍵在報道《真高興，能有電話從北京來》中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