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鈞接著說：“你到上海來，就任上海銀行營業部經理，過一段時間，還要做副總經理，主管放貸部門。放貸部門可是銀行資金的水口啊，一定要替政府把牢這個口子。”錢大鈞停頓了一下，接著說：“年輕人，你任重而道遠啊！”
滿懷愛國熱忱和報國之誌的包玉剛當即表示：“錢市長，您放心，晚輩一定不敢有絲毫鬆懈！於國於民，這都是我應盡的職責。”
但是，上海的局勢卻並不是單憑包玉剛的聰明才幹和不懈努力就能挽救的。這裏通貨膨脹更加嚴重。當地甚至流傳著“上午的錢到了下午就隻值一半”的戲言。
當時有人說：“你到一家飯店去吃飯，進去要先付錢哦，要不然等飯端上來，價錢就翻了一倍了。”
國民黨政府無奈之下，隻好向公務員支付日薪。而包玉剛除了經營一般的銀行業務之外，還擔負著收稅和向公務員發薪的任務。
這樣一來，包玉剛每天早早就得趕到銀行，看著職員們搬著一捆捆的鈔票，裝上押款車，送往各個政府機關、學校、醫院等單位。
這天，到了該發薪的時間，但銀行由於現金周轉不靈，還沒有湊齊當日的鈔票。很快就有一隊荷槍實彈的警察包圍了銀行，並在外麵喧嘩起來。
包玉剛正想出去看看怎麼回事，突然一個穿著警察製服的警官闖進了他的辦公室，他歪著身子坐到包玉剛辦公桌對麵的一張椅子上，然後從腰裏拔出手槍，“啪”地往桌上一放，盯著包玉剛惡狠狠地說：“聽好了，馬上給我們發工資！”
包玉剛看了一眼正對著自己的槍口，鎮定地問：“請問你憑什麼來提款呢？有提款書或者市長的批文嗎？”
警官指著那支手槍：“不憑什麼，老子什麼也沒有，是我們局長讓我來的。”
包玉剛不想跟他發生正麵衝突，他用婉轉的口氣說：“是這樣的，我們都得執行政府定下的法規。既然您是奉局長之命來的，想必局長已經先征得了市長的同意了？那這樣吧，弟兄們既然都來了，能辦我就馬上給你們辦。現在呢，我們向市長核實一下，如果市長同意了，我們立即就付款。好不好？”
包玉剛拿起了電話，撥通了錢大鈞辦公室，在電話裏把情況向錢大鈞詳細說明了。
錢大鈞讓包玉剛叫那個蠻橫的警官接電話。
那個警官接過電話，一聽是市長，態度馬上就變了。錢大鈞在電話裏把他狠狠地教訓了一頓：“是誰給你的權力，竟然帶著武器到銀行去鬧！現在帶著你的人，馬上給我滾，以後不許再胡鬧，否則我讓你們局長槍斃你！”
警官放下電話，帶著他的手下灰溜溜地離開了。
包玉剛穩定下來之後，就委托一個朋友，用軍艦順路把妻子和女兒從重慶接到了上海。
麵對急劇貶值的貨幣，有的人竟然想出了一個“妙計”：他們先找借口向銀行借錢，然後買賣黃金和美鈔。等過幾天鈔票貶值，他們再用一部分黃金換回鈔票，還給銀行當初借下的款數，從中牟利。
包玉剛對這種發國難財的行為非常氣憤，他決心要對每筆貸款嚴格審查，無論對方是什麼後台，隻要發現有問題，就絕不放貸。他甚至在一段時間裏拒絕兌換流通的紙幣。
而這樣一來，也讓包玉剛得罪了不少人，而且這些人都是一些有權有勢的官僚權貴。
其中有一位在上海灘特別有勢力的人，他與蔣介石的關係也不一般，被稱為上海的“無冕市長”，經常坐著裝著防彈玻璃的小車，帶著大批保鏢在街上橫衝直撞，人們見了老遠就躲著他。
這天傍晚，包玉剛的秘書慌慌張張地跑進他的辦公室說：“包經理，那位‘無冕市長’派了兩名手下，說是要‘拜訪’您。”
包玉剛想了一下，讓秘書把那兩個人帶進來。
那兩個人大大咧咧地走進來，開門見山地說：“包行長，我們老板想請您幫忙周轉一筆錢。老板說了，請您明天到家中商量一下這件事。”
兩個人隻顧說，似乎猜準了包玉剛不敢不答應。
包玉剛看著兩個人，心裏麵想著對策。很快，他就爽快地對兩人說：“既然你們老板這麼看得起包某，我豈敢不識相？回去告訴你們老板，我明天一定去府上拜訪。”
兩個人轉身離開了。
晚上，包玉剛回家對黃秀英說：“我明天要去看看醫生。”
黃秀英嚇了一跳：“怎麼回事？”
包玉剛指著右腹說：“一年前的闌尾炎又複發了。”
黃秀英說：“那就別拖著了，我現在就叫醫生過來。”說完，她不顧包玉剛阻攔，立刻打電話請來了醫生。
醫生仔細地為包玉剛做了檢查，然後安慰他說：“沒什麼事，闌尾炎並沒有複發，可能是您白天吃了什麼東西一時不舒服吧？”
包玉剛趕忙說：“怎麼沒事，剛才明明就是闌尾疼得厲害！還是請您明天為我做手術把闌尾割掉吧，以免它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複發折磨我！”
醫生大惑不解：世上還有這樣的人？明明沒事硬是求著做手術！但在包玉剛的苦苦請求下，他還是同意明天為他做手術。
就這樣，包玉剛寧願犧牲掉自己沒有發病的闌尾，也不願意違背良心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下定決心離開上海
1948年，包玉剛正值而立之年，這時，他又有了二女兒陪容。而且這時父親包兆龍和弟弟包玉星也都來到了上海。父親在上海國豐造紙廠任經理；弟弟大學畢業後任職於上海四明銀行，後又轉到新利進出口公司。這樣，包玉剛這一大家共有10多口人了。
早在1946年，國民黨政府為了平息上海的經濟恐慌，又用經濟學博士吳國楨取代了錢大鈞任上海市長。但是，曾經留學美國的吳國楨，也無法挽救已經病入膏肓的上海金融。因此，包玉剛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包玉剛雖然此時已經進入了銀行的管理層，有了一定的地位，也受到了當政要員的重用，事業上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但他還是很擔心：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到了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地步。在這樣一個亂世，一家人到哪裏去找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呢？
包玉剛在那段時間，整日都處在彷徨和焦慮之中，但是，他把中國的所有城市都在腦中過濾了一遍，卻越想越失望：中國之大，到處都找不到一個理想的安身之所！
包玉剛的腦海裏突然浮現出這樣的畫麵：燈火輝煌的太平山，繁忙的維多利亞港灣，往來不息的商船。對，就是香港！當年，他在去昆明赴任時曾經途經那裏，“我就到香港去，在那裏闖出一番新天地！”
下定決心後，包玉剛便開始著手籌備去香港發展的事宜了。
1949年新年假期，包玉剛因為公務再次赴香港，趁機在那裏逗留了幾天。這是包玉剛第二次來香港了，他看到，香港雖然不大，但它是英國殖民地，沒有受到國內戰亂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自由港，是商人們理想的天堂！隻是，由於中國各地都在戰亂之中，從內地向香港擁來了大批的難民。
包玉剛還想在香港多考察一段時間，但因為他沒有護照，無法在香港長期居留，而他又不想成為難民！包玉剛思前想後，下定了決心：回到上海就辭職，然後到香港闖出一番新天地！
回到上海之後，包玉剛把自己的想法與父親、妻子、弟弟商量了一下。這時，全家人都把包玉剛當作主心骨，當然，大家都尊重他的決定。隻是包兆龍還有些擔心：“我們到了香港能做什麼呢？”
包玉剛自信地說：“隻要我們有能力，就不怕找不到事情做。現在內地的金融政策，就像是一個患了絕症的病人，就算有華佗再世，也回天乏術了，我在上海再也發揮不了什麼作用，將來陷入困境也是早晚的事，不如早作打算。”
當包玉剛向吳國楨提出辭呈的時候，吳國楨很是吃驚，因為包玉剛是他在上海市長任內提拔的最有才幹的青年人才之一，他認為包玉剛應該與他繼續堅持下去。
雖然吳國楨一再挽留包玉剛，但看到包玉剛去意已決，也隻好答應了。隻是他提出，包玉剛要繼續在上海工作到1949年2月底，把一切事務都交接清楚了再離開上海。包玉剛也很感謝吳國楨這幾年對他的提攜和賞識，於是承諾一定把一切事務都交代清楚。
包兆龍賣掉了國豐造紙廠，並變賣了家裏能賣的所有東西，換成現金或銀兩，大概有數十萬元。然後，包兆龍先帶著家眷和陪慶、陪容等去往香港，他要先把“家”安置下來，為包玉剛當好“先鋒”。
1949年3月初，包玉剛在銀行的幫助下，買到了3個人的機票，他帶著妻子黃秀英和剛出生不久的小女兒陪麗，離開上海，飛赴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