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偉業
有的人一遇見困難，便說“哦哦，對不起，我做不來”而放棄了。我不是那種人。我一打定主意認為哪樣事情對我有益處，我就做，而且是堅持做。——包玉剛包玉剛船王偉業攜家赴港舉步維艱
1949年春的一天，包玉剛偕妻子和小女兒陪麗，乘中華航空公司的班機飛抵香港啟德機場。剛下飛機，迎接他們一家的是香港的一場春雨。陣陣的早春寒意和彌漫天地的潮濕把一家人的心情弄得沉甸甸的。
包玉剛是為避國內的戰亂而來，並沒身家億萬的資產。雖然他已經是第三次踏上這塊英國殖民地，但這次的目的不同，所以，對他而言一切都是陌生和艱難的。
早在日本侵華的時候，香港也曾經淪陷在侵略者手中3年多。日本投降之後，這塊土地才又恢複了往日活躍的貿易往來。對外貿易仍然是香港的經濟命脈。
在包玉剛眼中，當時的香港還比不上上海的繁榮，街道也比上海顯得擁擠和髒亂。在上海，自己雖然算不上什麼大銀行家、大企業家，但也是堂堂上海市銀行的副總經理，在政商兩界也算得上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生活上，雖然不是什麼豪門大戶、錦衣玉食，但也算是小康殷實。可如今來到香港，人地生疏，前途渺茫，未免覺得有些狼狽。再想想為他放棄了上海的產業和安逸生活的父母高堂、兄弟姐妹以及多年來隨他顛沛奔波、相濡以沫的柔弱嬌妻，還有尚在繈褓中的女兒，包玉剛感到十分愧疚。從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一下成為一個重新尋找就業機會的人，包玉剛有一種加入了難民群體的感覺。
陣雨綿綿，春寒料峭，一路疲倦的黃秀英懷裏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小女兒陪麗。包玉剛不由收緊了脖子上的圍巾，把身體虛弱的黃秀英輕輕地攬在懷裏，心情沉重地看著眼前的世界，默默地想：“今後的生活方向還是一個未知數，這裏真的會有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嗎？”
包玉剛麵帶歉意地對妻子說：“秀英，10多年來，你跟著我到處奔波，我一直沒能給你一個安定的家，讓你受苦了。現在，你本應該好好地在溫暖的家裏休養身體，卻又要跟著我‘逃難’。”
黃秀英緊緊地依偎著包玉剛，她抬臉看著心情沉重的丈夫，安慰說：“夫妻本當患難與共，玉剛，你不要太著急了，一切都會有辦法的。”
包玉剛伸手從黃秀英懷中接過陪麗，慈愛地看著女兒。繈褓中的嬰兒還不知世路的艱辛，小陪麗睜著一雙黑黑的大眼睛，瞅瞅父親，又看看母親。
包玉剛看著“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女兒，不由心中生起一絲暖意，他伏下頭親了一下小陪麗的額頭。小陪麗忽然“咯咯”地笑起來。
包玉剛和黃秀英對視一眼，兩個人都被女兒這純真的笑聲感染，心裏充滿了希望。
啟德機場到處都是從內地來香港“闖世界”的人，其中也有一些搜刮資本的官僚、帶著金銀細軟的商人、身懷技藝的江湖名家，但個個都是行色匆匆，麵帶惶恐。
包玉剛一家夾在這些人中間向機場門口走去。機場的英屬印度士兵指揮著人們排成長隊，依次領取由英國機構發出的移民護照。
這些護照是統一由一個英國機構發出的。包玉剛夾在人龍裏，焦急地一步步往前挪。
終於輪到了包玉剛，一切手續都很簡單，辦事過程非常順利，當包玉剛從士兵手裏接過滿是英文的護照時，他激動地向正焦急等待的妻子揮舞起了手臂：“秀英，拿到了，我們有護照了！”
離開機場，包兆龍正在等著接他們，父子一見麵，並未多說，就一起去了港島上環附近西摩道的“家”裏。
包玉剛到了門前一看，這是一套有三間房的單元，而那套房子的周圍都是香港一些名門望族的大廈。
進門之後，包兆龍就向包玉剛談起了香港現在的形勢：“從今年年初，香港的居民數一下增加了150萬，大都是逃難的人，他們基本上都聚集在深水、石硤尾、鯉魚門、西灣河、筲箕灣這幾個地方。多虧我們早來了幾個月，才在這裏租到了房子。”
包玉剛認真地聽著，然後問父親：“爹，這套房子租金多少錢？”
包兆龍說：“這套房子三間大概一共有100多平方米吧，月租是450港元。不過還交了20000港元的‘頂手費’。”
包玉剛一時沒聽明白，問道：“什麼頂手費？要20000港元這麼多？”
包兆龍解釋說：“是啊！因為現在房子難找得很，雖然政府一再強調要按規定收租金，但是嚴重的供需失衡卻使得房屋的租賃從台麵轉到台底，明裏業主和租戶仍是按照政府規定的租金標準，而暗裏，業主則收取租戶的‘頂手費’，且價高者得，要不然就不租給你。那你就隻能睡在大街上、樓梯底或走廊裏。這種交易都是雙方你情我願的事情，政府也奈何不了。”
說到這裏，包兆龍長歎了一口氣：“唉！能夠找到一處像樣的房子已經不容易了，好多人是幾家擠在一起，或者找塊地方搭起簡陋的臨時房屋，那很容易被狂風和暴雨摧垮，或者引起火災。我考慮到無論如何得先有個安身之所。”
包玉剛麵色嚴峻地聽著。然後說：“好吧，我們從此能省則省，先努力保證生存再說。我明天就開始找工作去。”
包兆龍說：“這一大家老少以後都靠你，你如果單純打一份工的話，低微的收入怎麼能養活這些人呢！”
包玉剛安慰父親說：“是啊，爹。不過不用擔心，再怎麼說我們一家也都是做生意出身，我們又從內地帶了一些積蓄，還是找些買賣來做，這樣總比打工強些。”
包兆龍點頭表示同意。
到香港之後，包玉剛擔負起一家老少的衣食住行，大事小事無一不讓他操心。他買了一輛二手車，除了生活上方便一些，他還想能為開展業務帶來些方便。
為了節約日常開支，在日常生活上，包家一切從簡。陪慶和陪容姐妹倆的衣服也不多買一件。為了能多穿幾年，黃秀英給孩子們做新衣服都是做大一個碼，把裙腳折高一兩寸，等孩子以後長高了再把裙腳放下來；鞋也買大一兩碼的，裏麵多墊鞋墊，長大了再把鞋墊依次取出。陪慶穿小的衣服就留給陪容穿；等陪容穿小了再留給陪麗穿。
讓包玉剛欣慰的是，孩子們都非常懂事，她們穿衣服都非常愛惜。小本經營開始起步
包玉剛本來就是個閑不住的人，再加上生活的重壓，他在香港一安頓下來，就馬上考慮應該做些什麼。
一天，包玉剛想，自己到香港已經好些時候了，如果再不考慮出路問題，這樣下去，勢必坐吃山空。如果去打份工，低微的收入怎能養活一家大小？自己一家怎麼說也是做生意出身的，從內地又帶了些積蓄下來，還是尋些買賣來做吧！
包玉剛考慮到，還是從自己的老本行銀行業開始做起。但他很快發現，香港的銀行業基本上都被彙豐銀行、渣打銀行和大通銀行這三大銀行壟斷了，餘下則已經被廣東人所控製。他最後終於找到一個帶著濃重寧波口音的銀行職員，但能提供給他的業務量也極其有限。
而且包玉剛還發現，香港的居民都不是在銀行裏存鈔票，他們存的還都是金銀珠寶、玉石首飾等最原始的東西。
幸運的是，包玉剛聯係到了幾位從上海和寧波來到香港的朋友，其中有兩位還是與包玉剛在銀行裏曾經的同事。大家聚在一起商議出路。
包玉剛決心自力更生，白手起家。
包兆龍認為房地產可能是盈利的行業。但是包玉剛沒有把握：“香港太小了，缺乏動力。生活很不安定，我又不會講廣東話，也不認識什麼人。我提議，我們不作永久性投資，先進行一宗見效較快的進出口貿易。”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於是包氏父子幾人合夥成立了一家四人聯合公司。經營中國土特產，如幹貨、豆餅、鴨毛、肥料及動物飼料等。
他們首先遇到的難題是找辦公地點，香港的寫字樓奇缺，他們費盡千辛萬苦才在皇後大道和畢打街找到一間有50多年曆史的華人街中的寫字樓的一部分，月租200多港元。
這間辦公室是因為租用這間寫字樓的公司付不起昂貴的租金才轉租了一部分給包玉剛的，小得可憐，辦公室裏4個人擠得都幾乎轉不過身來。如果有一個人想開抽屜，那必須等另一個人離開辦公室到外麵去才能騰出地方。在這個“寄人籬下”的地方，他們甚至連掛一塊自己公司的牌子的地方都沒有。
包玉剛鼓勵大家：“萬事開頭難，我們隻要堅持住，不拋棄不放棄，就一定會闖出一條出路！”
在包玉剛這種精神鼓舞下，公司慢慢地立住了腳跟。加上中國內地已經全部解放，新中國的戰後重建需大量食品、機器、化學品和原材料。生意進展得非常順利。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禁運，香港當局也照此執行。但是，包玉剛把業務擴大到化工產品、輪胎以及從歐洲用以貨易貨的方式購買馬口鐵。有些貨物經過精心安排通過第三國運到澳門，然後運到中國內地。
當中國國內政局有些變化時，一些貿易停止了，包玉剛他們的公司則改為做食糖生意，在台灣買糖，用船運到香港，交由另一家公司運進中國內地。
包玉剛在公司裏負責全麵事務，包括發給員工和股東每月的薪酬和紅利。他一視同仁，公正寬容，大家都很敬佩和愛戴他，在這種氣氛下，公司上下從來不計較個人得失，沒有發生過因為分配不均而引起的糾紛。
剛開始的時候，包玉剛第一個存款的銀行是恒生銀行，銀行的經理是美國人弗蘭克·荷華。這裏有個原因，因為包玉剛發現，來到香港之後，跟廣東的銀行打交道，甚至比在漢口讀書時還要困難，無論他用英語還是寧波話，那些廣東人都聽不懂他講些什麼。所以包玉剛決定直接跟外國人打交道，用英語還方便些。
但是朝鮮戰爭爆發後，恒生銀行關閉了香港的分行，撤出了香港，包玉剛隻好另尋銀行。
據說，恒生銀行的經理荷華跟包玉剛的關係非常不錯。恒生在香港關閉前，包玉剛還同荷華見過麵。據包玉剛回憶說：荷華當時是流著眼淚走的，他是一個經驗豐富、頗有建樹的銀行家，那次撤退，他失掉了幾個大客戶和一些新客戶，包家的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後來，包家隻好把生意賬目移至彙豐銀行。
1952年，包玉剛幸運地認識了當時彙豐銀行進口部負責人約翰·桑達士。
這天，包玉剛走進位於皇後大道一號的彙豐銀行總部大廈，鎮定自若地要求拜訪資深的英國職員。或許工作人員為包玉剛的氣質所折服，很痛快地為他通知了。
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彙豐銀行仍然保留著這樣一條慣例：外國人進入彙豐銀行，是從正門進去的；而中國人則隻能從後門進入。很明顯，英資財團當時是很瞧不起中國人的。不僅如此，彙豐銀行當時還不屑與中國人直接做生意，中國人要向彙豐借錢，必須通過洋行，再由洋行轉借給中國商人。
當然，包玉剛當時到底是從正門還是後門進入彙豐銀行，現在已無法考究，但可以知道包玉剛是不滿彙豐隻間接與中國商人做生意這一行徑的。包玉剛直闖彙豐，找桑達士談生意，既充分顯示了他的傲骨和勇氣，也表明他對彙豐瞧不起中國人這種行為的不滿。
但是，當時的包玉剛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商人，他直闖彙豐，而受到桑達士等英國人的傲慢無禮和冷遇是必然的。據說，當時的情形是，桑達士見到包玉剛走進來，看也不多看一眼，就把兩隻腳放在寫字台上，那神態，仿佛是一個富得流油的闊佬對著一個行乞者。包玉剛隻是默默承受，但內心一定是很不愉快的，但是，不管怎麼說，兩人最終還是聊起來了。
蓋伊·塞耶和約翰·桑達士指派專業人士對包玉剛的新聯貿易公司的賬目和運作情況進行了詳細的審核。他們發現，雖然這是一個小本經營的公司，在運作上也難免有一些不規範的地方，但公司在第一年仍然有100多萬港元的利潤。於是決定接下“四人公司”的業務。
“四人公司”生意興隆，辦公室搬到了離彙豐銀行總部不遠的恒昌大廈，麵積比原來大4倍，而且與彙豐銀行總部相連，業務上方便多了。
此後，約翰·桑達士、蓋伊·塞耶與包玉剛建立了一種牢固的依存關係，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桑達士1954年任主任會計師，主管香港地區對外貸款後，他對包玉剛的事業發展起了關鍵作用。
包玉剛的“四人公司”的賬戶一直通過彙豐銀行往來。這時，“四人公司”的算盤也換成了計算器，銅製招牌也掛了起來，包玉剛成為公司的總經理。
當新中國第一次發行公債時，包玉剛率先認購了10萬港元，表現了自己的愛國熱情。
為了夢想投資航運
1955年，包玉剛的“四人公司”穩步發展之後，他決定在香港發展其他事業，將香港的生意由暫時性轉為永久性。隨著“四人公司”業務的擴大，包氏家族的成員不斷加入到公司裏，包兆龍曾與包玉剛商量：“要不我們把公司發展到內地去？”
此時，美國對中國實行物資禁運，香港和內地的貿易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整個香港的進出口貿易額一落千丈。據有關統計資料，從 1951年至 1955年，內地在香港的出口排名從第一降至第五， 1954年香港的轉口貿易額比 1951年減少了 76％。“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貿易形勢的惡化，使包玉剛他們辛苦建立起來的新聯貿易公司也陷入了絕境。
包玉剛再次麵臨著抉擇！
但是，投資到什麼方麵好呢？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投資方向即是選擇職業，規劃生涯，除了要考慮自己的興趣愛好和自身潛能外，還要分析投資的環境。
那時候，包玉剛喜歡在忙碌之餘，到維多利亞港去看大海。他感覺看著海麵上那些來往穿梭的船隻，就仿佛回到了家鄉寧波。他總是會想起，小時候跟父親去鎮海港，第一次見到大海，第一次見到大船的情景。那時候，他就有一個天真的夢想：當一個船長多好，可以駕駛著自己的船去環遊世界。
當一個船長！這個念頭從包玉剛心頭一閃而過，他禁不住一陣激動。
包玉剛了解到，香港有天然的深水泊位和充足的碼頭，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貿易的優惠條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船隻。自從1911年以後，維多利亞港這片平靜的水麵為國際貿易提供了可靠的大門。
包玉剛又去查找資料：香港有70平方英裏的港口，每年的吞吐量達3000萬噸，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經濟複蘇，各地之間的貿易往來增多，香港已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包玉剛前思後想，對自己說：“航運是最廉價的一種運輸方式，必將大有作為。”
有一天，包玉剛召集全家人，把他想搞航運的決定告訴了大家。但這卻掀起了軒然大波，包兆龍首先態度堅決地反對。
包兆龍直接說道：“玉剛，咱們中國有句老話，叫‘不熟不做’，你也不想一想，你對航運業了解多少？買一艘船動輒千萬港元，現在把我們全家賣了才有多少錢？你今年已經36歲啦，已經過了而立之年，還是別去冒那些無謂的風險，老老實實按我前幾年說的，我們一起做房地產生意吧？”
包兆龍接著分析說：“你也看到了，香港住房本來就很緊張，淪陷時讓日本人炸掉一部分，現在，香港由於大量外來人湧入，人口劇增，住房困難更加嚴重，我們都看到了，有很多家庭一家幾口同擠一張床；另一方麵，香港未開發的土地和閑置用地數量可觀，地產生意前景誘人。”
包玉剛一向尊重父親的意見，他並沒有馬上反駁父親，而是先擺出了事實，據理力爭，他說：“爹，我不否認，房地產生意利潤固然可觀，但發展得再好，也是死的，帶不去的，而船是可以移動的財產，在太平盛世，可以運貨賺錢；遇到時勢動蕩，則可乘船遠走。
“從寧波來的人會注意到他們的優勢，那裏的年輕人有出海的經驗，我從小對船運有興趣，我覺得船運業提供了更多的挑戰，並可以擴展我們的進出口能力，朝鮮戰爭之後，中國內地漫長的海岸線提供了很多的貿易機會。我認為，投資航運比投資陸地更安全，更靈活自如，世界航運將會有一個更大的發展。爹，依我看來，搞航運可以說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兩全之策呢！”
包玉剛一番有根有據、合情合理的分析，把包兆龍說服了，他不再堅持反對意見。隻是仍然不放心地囑咐：“這等於是重新創業，起步的困難你也要考慮好啊！”
包玉剛見父親同意了，非常高興，他說：“爹，您放心，我絕不是憑一時心頭發熱就決定的。”
包玉剛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了朋友們，朋友們也以為他“瘋”了。
朋友們紛紛勸包玉剛：“玉剛，搞航運雖然能賺到大錢，但你也不要為了賺錢而冒這麼大的風險，正如古人所說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海上風浪無常，危險極大，有多少人搞了幾十年的航運，到頭來卻落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下場。再說，香港搞航運的已有幾十家，他們的資本、經驗以及與銀行的關係，無論哪方麵都比你強，你能競爭得過他們嗎？”
包玉剛卻說：“做任何事都不能前怕狼後怕虎，我知道香港的航運業已經有數家實力較大的公司，他們有資本、經驗和銀行的支持。但是我看準的這個目標也不是盲目的，古人還有一句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覺得，隻要多爬一些山路，就不會有被虎吃掉的危險。”
不過，也不是所有朋友都不讚同包玉剛搞航運，包玉剛少年時的朋友鄭煒顯就非常理解和支持他。
鄭煒顯聽了包玉剛打算投身航運事業的想法後，他立即意識到這是具有戰略眼光的一步，他鼓勵包玉剛說：“一個高明的企業家與一個賭徒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勤於學習、善於思考、能審時度勢，隨時捕捉稍縱即逝的機遇。玉剛，你具有遠大的目標，也具有一個偉大的企業家的所有素質。我支持你！”
包玉剛興奮地聽著他的支持者的分析：“你說說你的看法？”
鄭煒顯接著說：“你雖然未搞過航運，但你有很多別人所沒有的條件：首先，你曾經在多家銀行幹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並且擔任過最高管理層的職務，在調配資金方麵有豐富的經驗，就算是正在搞航運的人也未必比得上你；而且，這幾年你搞進出口貿易，世界各地的行情你熟悉，商場中的風風雨雨你也經曆過，所有這些對你轉行搞航運都是寶貴的財富。我認為，一個人幹事業並非都要踏著他人的軌跡走，而是要麵對現實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這樣總會達到成功的彼岸。”
鄭煒顯一番推心置腹的話，使包玉剛感到由衷的鼓舞，他更堅定了發展航運事業的決心。
傾產舉債舊船起家
包玉剛終於下定決心投資航運。但是下決心不易，付諸行動就更難。任何創業者都是艱苦的，“寧波幫”人士也不例外，包玉剛搞航運要買船，他卻拿不出一大筆現金。
向銀行貸款得有擔保人。沒有一兩個大老板做後盾，有哪家銀行願意把錢借給一個默默無聞之輩？
包玉剛認為，現在要去尋門路、找關係。隨後他不但在香港，還遠赴英國和美國，去拜訪一些曾有過生意來往的朋友。
包玉剛在經營“四人公司”的時候，曾認識兩個人，一個是彙豐銀行的代理主席道格拉斯；另一個是會德豐馬登集團的首腦喬治·馬登，包玉剛與這兩個人曾有生意上的來往。
1955年深秋的一天，在道格拉斯的安排下，包玉剛來到英國倫敦，決定去找早先與自己有業務往來的會德豐集團和遠東船務集團的首腦喬治·馬登商量，企盼他助一臂之力，借一筆資金。
倫敦秋高氣爽，往日的“霧城”竟然一掃陰霾，隻是秋風比濃霧中的倫敦更加蕭瑟。
包玉剛在倫敦拜訪了馬登。馬登身材高大，比包玉剛高出半頭，體格健壯，神情高傲而專橫，他在自己豪華的辦公室接待了包玉剛。包玉剛首先向馬登致以老朋友的問候，寒暄已畢，他詳細地講述了自己想搞航運的想法。
馬登在辦公桌的那邊盯著包玉剛，仿佛看著一個初出茅廬的孩子在敘述他的天真幻想。
包玉剛講完，用期待的眼神看著馬登。
馬登吸了一口雪茄，用教訓的口氣警告包玉剛：“年輕人，航運業是一個危險的行業，弄不好，你會輸掉你最後一件襯衫。”
包玉剛點點頭說：“您說得很有道理，馬登先生，航運這一行風險的確很大，但我認為，做生意並不是賭博，請您相信我，沒有把握的事我是不會做的。”
馬登把包玉剛上下打量了一番，似乎奇怪於這個東方的年輕人會如此鎮靜，如此胸有成竹地與他展開對話。他反問包玉剛：“航運業需要相當大的投入，你手裏有多少資金？”
包玉剛臉一下漲紅了，但對方那輕蔑、譏諷的眼光激怒了他，他抬起頭直視馬登說：“資金我有一些，但……不多。”
馬登突然仰天大笑起來，他用譏諷的口吻說：“包先生，恐怕不是你所說的‘不多’，而是少得可憐，依我看，連一艘舊船都買不起吧！”
包玉剛的臉更紅了，的確，他的積蓄加起來也買不起一艘舊船，所以他才要四處奔走，今天專程來倫敦借款，誰想到馬登仿佛對他的家底了如指掌，而且會遭到他如此侮辱性的嘲笑。
一股怒氣湧上包玉剛的腦門，但很快，他便克製住了自己。稍稍緩了一下，包玉剛用平靜的語氣說：“馬登先生，雖然今天我還買不起舊船，但並不等於說將來永遠買不起新船。”
馬登一愣，沒想到包玉剛會說出這麼有誌氣的話。他沉吟了一會兒，說道：“既然你對搞航運這麼有興趣、有信心，那我來成全你吧！我有一艘‘格蘭斯頓勳爵號’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造的，價值40萬英鎊，如果你要買，我可以給你提供60%—70%的貸款。”
馬登一邊說，一邊拉開麵前桌上的抽屜，取出船的有關資料交給了包玉剛。
包玉剛接過那疊打印出來的材料，仔細地看著。他發現，材料提供的與他了解到的並不相符，上麵隻列舉了這艘船的幾條優點。
一是船身選用優質鋼板、采用先進焊接技術製造，與采用鉚釘的船相比，更結實，更輕便；二是使用渦輪機，更加節能，船速更快；三是船艙寬敞，容量大於英國製造的同類其他船隻。
包玉剛一看規格便說：“馬登先生，我認為那艘船不好。”
馬登驚奇地問：“理由何在？”
在見馬登前一個星期，包玉剛就開始了解造船業的行情，他曾聽好幾個倫敦的船務經理提及這艘“格蘭斯頓勳爵號”，說該船已經破舊不堪，別說載貨了，就算是空船開出去，也說不準能不能開回來。
包玉剛說：“我來到倫敦已有一個多星期，每個代理人都已把那艘船的規格表給我看過，足見那艘船的船東很難把它脫手，而且與市麵上兜售的其他船隻比起來，索價太高。”
馬登很不高興，說道：“我剛才說了，你如果有意買這艘船，我可以貸款給你。”一麵又塞了幾張紙到包玉剛手裏。
包玉剛再看看馬登遞給他的合約，發現上麵的條款繁雜而苛刻，憑著包玉剛在銀行業這麼多年的經驗，這分明是馬登欺負自己沒有航運的經驗，想從中賺一筆。
包玉剛一下就看穿了馬登的如意算盤，他忍住心中的怒火，彬彬有禮地對馬登說：“馬登先生，照這個建議看來，如果我買你這艘船，並非你借錢給我，倒像是我借錢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