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工作時，最難對付的便是產生過多的組織和隨之而來的繁文縟節。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比那種被稱為具有“組織天才”的頭腦更可怕的事。這通常會導致巨大的官僚體係的誕生，就好像一棵樹上沉甸甸地掛滿了漂亮的、圓圓的漿 果，每一個果子上都有一個人的名字或者一個辦公室的名字——每個人都有一個頭銜和一定的職責，他們的職責被嚴格地限製在他們的漿果的範圍之內。如果一個助理工頭有什麼想法要告訴總負責人，他就要經過下級工頭、工頭、部門經理、助理總監，最後才能到達總負責人那裏。也許到達總負責人的時候，他想要談的內容就已經成了曆史了。
一般來說，下層提供的信息需要6個星期才能到達董事會的董事長或主席手裏。即使它到達了這些高高在上的官員手中，到那時，它的周圍也已到處是批評、建議和評論了。因此，沒有什麼事情能在“官方的決定”下順利進行，因為決定的時間早已過了他們實際應該行動的時刻。
在這種體製下，事情總是被推來推去，所有的人都在回避責任——按照那種懶觀念來說，兩個腦袋比一個腦袋好。
依我看來，一家企業並不像一台機器，它是由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工作，而不是為了相互溝通信息。對任何一個部門來說，沒有必要知道另一個部門正在做什麼。如果一個人正在做他的工作，他將不會有時間去做任何別的工作。促使所有這些部門都為著同一個目標而合理地工作，這正是那些負責整個工作計劃的人的職責。
沒有必要召開會議來溝通個人與個人或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感情。對人們來說，在一起工作時用不著彼此相愛。關係太好也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為這可能會導致一個人盡力去掩蓋另一個人的錯誤——而這對兩個人來說都是糟糕的。
當我們工作的時候，應該專心地工作；當我們玩的時候，就應該盡情地去玩。把這兩者混同起來是沒有用的。我們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做好工作，並因此而得到報酬。當工作完成之後，我們便可以開始玩了，但玩樂並不能在完成工作之前。
所以在福特工廠和公司並沒有嚴格的組織，沒有任何特別的職責被賦予任何職位上，沒有一係列的上下級的權力等級，並且幾乎沒有頭銜，也沒有會議。我們需要的僅僅是職員。我們沒有任何精細的記錄，也沒有那些繁文縟節。
我們要求個人對自己完全負責——也就是說，工人對他的工作絕對負責，助理工頭對他手下的工人負責，工頭對他的群體負責，部門經理對他的部門負責，總負責人對整個工廠負責。每個人都應該知道在他的責任範圍內正發生著什麼事情。
我這裏說的“總負責人”，事實上並沒有這樣正式的頭銜。由一個人負責管理工廠，已經實行多年了。他有兩個人幫忙，這兩個人也沒有任何明確的職責範圍，他們分別承擔著屬於他們的工作任務的特別部分。
與他們在一起的是大約6個助手性質的其他人，但他們也並沒有特別的職責。這兩個助手都自己在找事情做，我對他們的工作並沒有任何限製，但他們都在最適合的地方工作，—個人查詢存貨和缺貨，另一個人抓質量檢查。
這看起來也許很危險，但實際上並不危險。如果一群人全部都想著把工作做好，那麼完成工作不是件難事。這樣做他們不會陷入權力限製的困境，因為他們不用去考慮頭銜。相反，如果他們有自己的辦公室和所有那一切，他們就會把時間浪費在辦公室上，一心想為什麼自己不能有一間比其他同伴更好的辦公室。
因為沒有頭銜，也沒有權力限製，所以沒有了繁文縟節和想要勝過別人的想法。任何工人都可以在工廠裏找任何人。因此，如果有個工人越過工頭而直接去找工廠的頭頭，工頭並不會為此而惱火，因為這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了。但工人很少這麼做，因為工頭自己知道如果他不公正的話，很快便會被別人發現，那麼他將不再是工頭。
我們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之一，便是任何形式上的不公正。一旦一個人開始隨著權力的增大而自我膨脹，他就會被人發現，因此他就會離開權力，或者回到機器身邊去。
大量的勞工動亂都是起源於那些下級管理人員不公正地行使權力，因此我擔心，在很多工廠工人的確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工作——並且唯有工作——才能控製我們，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沒有頭銜的理由之一。
事實上，大多數人都能做好工作，但他們常常被頭銜弄昏了頭。頭銜的影響是很特別的，它經常被人們當做一種擺脫工作的借口。它幾乎如同一枚徽章，上麵寫著這樣的話：
“這個人無事可做，但他認為自己是重要人物，而別人都是無關緊要的人。”
頭銜不僅經常有損它的擁有者，並且也同樣影響到別人。在人們心中再沒有比這樣的事實——有官位的人反而不是真正的領導——更大地激起個人不滿了。每個人都知道，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應當是一個善於計劃和命令的人。當你發現一個人是位真正的領導者時，你將會去問別人他的頭銜是什麼。當然，他自己對此也從不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