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工人們來說，如果他們買得起他們生產的所有產品——也就是說，如果“工資動機”能夠完全得到貫徹實施的話——那麼，發展大企業就是勢在必行。
要讓工人們買他們所生產的產品，其實也不是都能做到，但是有 一條必須得考慮到：這些產品的用途必須基本上符合工人們的需要。企業不能期望工人會購買一台蒸汽機、一座摩天大樓或者一架管風琴，因為這些東西對工人們來說，並沒有什麼實際的用處。事實上，他們所需要的是優質的食品、漂亮的服飾、寬敞的住房和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全家人的歡樂幸福。
工人們無法通過任何政治計劃或依賴任何談判組織（例如工會）獲得這些東西，因為法律和談判都是與生產不相幹的，它們製造不出這些東西——據我個人看來，工會組織並不被工人們廣泛認可。過去的幾年中，就有很多外國工會的領導人來見我，他們都毫無例外地與我大談政治問題，而外國工業界的領導人談起政治時，則總是憤憤不平。
從表麵上看，這些企業領導人一直在尋求如何調解勞資雙方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當然，如果總是用“勞資”這個概念來思考問題，就永遠走不出圈子，但是，他們至少還是在探索如何通過生產來解決問題的出路。而那些勞工領袖們卻似乎更希望找到一個機會來發表講話，或者為自己求得一官半職。
在現實中，人們一直被教導要提防那些大企業。人們對大企業的擔心，一方麵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大企業；另一方麵是由於他們害怕大企業搞經營壟斷。另外，他們還害怕金錢的影響力，在他們心目中，經常把大企業和金錢的影響力混為一談。由此可見，他們的思想已經落後於時代許多了。他們還停留在那個將100萬美元當成是天文數字的年代，那時候人們都認為誰也不可能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掙到100萬美元。
堅持這種觀念的人思想非常狹隘，否則他們應該明白，無論如何，誠實勞動也要比不誠實勞動更容易掙到錢。所有這些偏見都可以歸結為一點——他們把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看做和金錢有關的東西，而不是一個服務性的社會組織。
現在，我們需要記住——今天就是今天，今天既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
這個世界需要領袖人物。昨天的領袖是軍事性和政治性的。過去，不論組成什麼形式的政府都無關緊要，國家隻要有領袖就能成功，否則就會走向失敗。但是軍事領袖和政治領袖都沒有創造性。對於企業而言，企業的成功隻能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即取代別人已經創造的物質，進行創新。
曆史已經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今天，軍事領袖或政治領袖根本做不到像工業界的領袖那樣，為人民服務。為什麼呢？各地的政治領袖們很可能仍然具有高素質，他們之所以顯得無能，是因為他們無法擺脫過去的思維定式——要求政治（或政治家們）去做隻有實業（或企業家們）才能做到的一切。那些以改革為己任的人並不理解這個道理，他們認為政治是萬能的，能夠做到隻有實業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他們喜歡提出這樣或那樣的價格規則，依據是他們自己能夠創造國家的繁榮。
人們對法律所“規定”的繁榮抱有極高的期望，僅此而已。把工作僅僅當做謀生的手段，其實是對生活的汙辱。思想家們認為，工作可以使人類在道德上、生理上和社會上拯救自己的靈魂。工作不僅僅能使我們生存下去，還能夠給予我們所想要的生活。但是，如果工資和物價可以由法律來確定的話，那麼繁榮好像總是離不開高工資和高物價（但實際上並非如此），而法律也就可以取代工作了。
現在大家應該明白，真正的繁榮離不開物價的降低，降低物價才是正常情況下促進經濟繁榮的唯一途徑，也隻有這樣，才能夠避免經濟的非正常震蕩。
我們不妨考慮這樣幾條基本原則：
首先，為什麼我們需要有繁榮呢？所謂繁榮，就是很順利地、不間斷地為人們提供正常的、多種多樣的需求，而且滿足這些需求的供應非常充足；另外，當繁榮到來時，我們的各種供給還要有所剩餘，以幫助那些資源尚未得到開發的偏遠地區的人們。
既然如此，那我們為什麼沒有出現這種讓人神往的繁榮呢？即使在困難時期，我們也有形成繁榮的各種有利因素，可問題就在於如果我們的管理體製沒有出問題的話，我們為什麼要經受不必要的困難時期，而無法享受應有的繁榮呢？
但是，必須有人來引導人們走向繁榮。群龍無首的人們隻有麵對絕望時，他們才會顯示出本來的力量。並不是所有的人天生都是聰明的，他們需要有人來教導。也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在工作中運用智慧就一定能避免辛苦，他們也需要有人來教他們。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如何將手段和目標協調一致，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要珍惜勞動的成果，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節省人間最珍貴的商品——時間，因此他們都需要有人來教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