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也就是為我們提供各種物質生活必需品的機構——常常受到兩種思潮的威脅，這兩種思潮的代表者雖然相互對立，但實際上道理都一樣——他們一類是職業金融家，另一類是職業改革家。
這兩者都會導致企業的失敗——這就是他們的共同之處。他們采用的方法不一樣，動機也不一樣。但是，如果對他們不加阻止的話，哪一種人都將把企業帶入死胡同。
對金融家我們不能非難——他們的確非常了解資金管理的各種工作，也知道金錢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對改革家我們也無可指責——他們知道他們所做的事情，也明白他們的理想對社會的影響及其所帶來的各種社會機遇。
但是，職業金融家就不同了，他們從事金融活動的目的，隻是為了從中賺取利益，而從不考慮人民的福利。職業改革家也是為了滿足自我而進行所謂的改革，他們也從不關心人民的福利。這兩類人才是對社會的真正威脅。德國就是毀於職業金融家之手；而俄國則被那些職業改革家毀掉了。你可以比較一下，這兩類人誰做得更好一些。
這兩類人要麼通過政治家來控製歐洲，要麼直接控製歐洲，他們應該對那裏的貧困負主要責任。國際聯盟及其附屬機構，包括國際法院，都在他們的控製之下，他們沒有給人們任何機會。他們強烈反對任何能給人們帶來福利的思想。
在國外，人們往往滿足於以協議或條約的形式做出讓步和達到目標，但是，世界各地的人們將學會摒棄職業政治家和職業金融家的說教，就像我們美國人民對國內這兩類人的態度一樣。
他們將依照真正的經濟原則來采取行動，他們不僅了解在企業和金錢的影響力之間並無任何聯係，而且知道以金錢的力量來影響企業的發展是那些金融家所使用的一貫手法。
由於我們通常用金錢來表示那些根本不是金錢的東西，所以在人們看來，那種觀點——關於金錢是企業生存的血液，如果控製了金錢就能夠控製企業的觀點，乍看起來好像是有根有據，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我們不妨來看一看福特公司。
因為會計製度和稅收的目的，企業常常會按照一定的模式，在很多方麵以美元來顯示。這樣，福特公司就成了一個數額巨大的企業，而且這些數字常常會被印刷出來，於是絕大部分人就以此為依據，認為我們公司在某個地方藏著那一筆錢。
其實，絕對不是這樣的。我們公司有發電廠、車床、大冶爐、煤礦、鐵礦、軋機等，還有一些用來加工原材料、生產汽車和拖拉機的機械設備。在通常情況下，所有這些設備的價值完全取決於企業的管理水平。誰能說得出一箱工具對於一個正在工作的木匠來說，到底該值多少錢呢？
40座大冶爐、50台壓印機、一個傳輸係統、一堆煤、電梯、卡車、高樓以及鐵、木料和砂石——這隻不過是在某個地方發現的物質而已。但是這些東西從來不用物質來表示，而總是用美元表示出來，實際上它們並不等於美元——它們隻是大冶爐、機器、卡車、電梯、高樓和其他的物質而已。
這些東西對企業很重要，比數額巨大的美元都重要，或者難以用金錢表達出來。
不妨這樣來說，如果你把一座建築物用美元裝滿，絕對不如在裏麵裝滿機器和一些有技術的員工那樣有用，因為這些才具有生產能力。
在稅單上，所有這些生產設備都用美元表示出來，而且政府將以此為依據，向企業征收一定數額的美元。不止一家企業因為依據這種用美元計算的資產，而被迫交納高額稅款，直至最後破產。
以上所說的隻是這種以美元來思考問題所產生的惡劣影響之一。
我們必須學會將金融和企業區別開來。我們是一個擁有許多大企業的國家，但是，正如前所述，大企業控製不了任何東西，它們受到公眾需求的製約。令人奇怪的是，竟然沒有幾個人能將企業和金融截然區分開來。
在過去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中，雇主總是被叫做資本家。但是，問題在於雇主並不是資本家，他們隻是受資本家控製的人。在那時，大部分企業都是依靠借貸資金經營，從而使資本家對企業具有超乎尋常的控製權。企業家處在對立情緒中的勞工群體和貪婪的資本家兩者的夾縫中間，做任何事情都很困難：
有人想多獲得利息和股紅，有人想少幹活多拿錢，這使得企業家根本沒有機會為社會大眾提供服務，而且，企業家總是要背負其他人加在資本家頭上的各種罪名。
但是，現在已經有所不同了。企業家不會像金融家那樣降低企業的服務水平，而且他們已經從金融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當金融發揮正常功能、為企業服務的時候，那麼，金融活動便被認為是為人類提供服務的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