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橚深知編著方書和救荒著作對於民眾的重要意義和迫切性，就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在開封組織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學者，如劉醇、滕碩、李恒、瞿佑等，作為研究工作的骨幹，還召集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畫工和其他方麵的輔助人員組成一個集體。
朱橚大量收集各種圖書資料，又設立了專門的植物園，種植從民間調查得知的各種野生可食植物，進行觀察實驗。不難看出，他是一個出色的科研工作的領導者和參與者。
朱橚組織和參與編寫的科技著作共4種，分別是《保生餘錄》、《袖珍方》、《普濟方》和《救荒本草》。在所有著作中，《救荒本草》以開拓新領域見長，成就也最突出。
《救荒本草》是我國早期的一部植物圖譜，是一部專講地方性植物並結合食用方麵以救荒為主的植物誌。它描述植物形態，展示了我國當時經濟植物分類的概況。
書中對植物資源的利用、加工炮製等方麵也作了全麵的總結。對我國植物學、農學、醫藥學等科學的發展都有一定影響。
《救荒本草》分上下兩卷，記載植物440種，分為5部：草部245種，木部80種，米穀20種，果部23種，菜部46種。其中出自舊本草的138種，並注有“治病”兩字，新增加的276種。
《救荒本草》新增的植物，除開封本地的食用植物外，還有接近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太行山、嵩山的輝縣、新鄭、中牟、密縣等地的植物。
在這些植物中，除米穀、豆類、瓜果、蔬菜等供日常食用的以外，還記載了一些必須經過加工處理才能食用的有毒植物，以便荒年時借以充饑。
作者對采集的許多植物不但繪了圖，而且描述了形態、生長環境，以及加工處理烹調方法等。
朱橚編撰《救荒本草》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他把所采集的野生植物先在園裏進行種植，仔細觀察，取得可靠資料。因此，這部書具有比較高的學術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救荒本草》在“救饑”項下，提出對有毒的白屈菜加入“淨土”共煮的方法除去它的毒性。
這種解毒過程主要是利用淨土的吸附作用，分離出白屈菜中的有毒物質，是植物化學中吸附分離法的應用。這種方法和現代植物化學的分離手段相比顯得很簡單，但在當時卻是難能可貴的。
《植物名實圖考》是清代著名植物學家編著的我國古代一部科學價值比較高的植物學專著或藥用植物誌。它在植物學史上的地位，早已為古今中外學者所公認。
吳其浚寫作《植物名實圖考》，主要以曆代本草書籍作為基礎，結合長期調查，大約花了七八年時間才完成。它的編寫體例不同於曆代的本草著作，實質上已經進入植物學的範疇。
《植物名實圖考》全書71000字，38卷，記載植物1740種，分穀、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等12類。每類若幹種，每種重點敘述名稱、形色、味、品種、生活習性和用途等，並附圖1800多幅。
吳其浚利用巡視各地的機會廣泛采集標本，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書中所記載的植物涉及我國19個省，特別是雲南、河南、貴州等省的植物采集的比較多。
吳其浚在山西任職時，就注意到《山西通誌》上所謂山西不產黨參的說法與實際不符。他發現山西不僅野外盛產黨參，而且還有人工栽培。
他指出黨參“蔓生，葉不對，節大如手指，野生者根有白汁，秋開花如沙參，花色青白，土人種之為利”。他還派人到深山掘黨參的幼苗，進行人工栽培和觀察，發現“亦易繁衍，細察其狀，頗似初生苜蓿，而氣味則近黃耆”。
《植物名實圖考》所記載的植物，在種類和地理分布上，都遠遠超過曆代諸家本草，對我國近代植物分類學、近代中藥學的發展都有很大影響。
《植物名實圖考》的特點之一是圖文並茂。作者以野外觀察為主，參證文獻記述為輔，反對“耳食”，主張“目驗”，每到一處，注意“多識下問”，虛心向老農、老圃學習，把采集來的植物標本繪製成圖，到現在還可以作為鑒定植物的科、屬甚至種的重要依據。
這部書主要以實物觀察作為依據，作為一種植物圖譜，在當時是比較精密的，是實物製圖上的一大進步。
由於這部書的圖清晰逼真，能反映植物的特點，許多植物或草藥在《本草綱目》中查不到，或和實物相差比較大，或是弄錯了的，都可以在這裏找到，或互相對照加以解決。
如《植物名實圖考》中藿香一圖，突出藿香葉對生、葉片卵圓形成三角形、基部圓形、頂端長尖、邊具粗鋸齒、花序頂生等特征，和現代植物學上的唇形科植物藿香相符，而《本草綱目》上繪的圖，差別很大，不能鑒別是哪種植物。
書中記載的植物，不僅從藥物學的角度說明它們的性味、治療和用法，還對許多植物種類著重同名異物和同物異名的考訂，以及形態、生活習性、用途、產地的記述。
讀者結合植物和圖說，就能掌握藥用植物的生物學性狀來識別植物種類，可見《植物名實圖考》一書對藥用植物的記載已經不限於藥性、用途等內容，而進入了藥用植物誌的領域。
《植物名實圖考》是我國第一部大型的藥用植物誌，內容十分豐富，不僅有珍貴的植物學知識，而且對醫藥、農林以及園藝等方麵也提供了可貴的史料，值得科學史家用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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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其浚幼年喜愛植物知識，成人以後，“宦跡半天下”，每到一處便廣采植物標本，向當地農民請教。他在家守孝期間，曾經植桃800棵，種柳3000棵，建植物園“東墅”，實地觀察植物生長情況，考訂其藥性功能。後來著成《植物名實圖考長編》等巨著。
水產動物的研究成果
明清時期，對水生動物的研究利用達到了高峰。著作數目較多，記述較詳，有許多新的發現，其中不少種名為現代所沿用，分類方法亦有所進步，有些關於魚類生理習性的記載頗有價值。
這一時期關於水產動物的著作中以記載魚最多，反映了魚類在水生動物中所占地位；記福建水產最多，反映了當時福建在沿海開發以及商業貿易中的地位。
明代末期，時任福建鹽運同知的屠本畯將各種魚類分門別類，最終形成《閩中海錯疏》這一水產類專著。
張翰是西晉文學家，祖籍吳郡吳縣，就是現在的江蘇蘇州。他為人縱放不拘，而有才名，都說他有阮籍的風度。
有一次，張翰聽到一陣悠揚的琴聲從一艘船上飄來，便登船拜訪。張翰與那人雖素不相識，卻一見如故，便問其去處，方知是要去洛陽，於是說：“正好我也有事兒要去洛陽。”便和那人同船而去，連家裏人也沒有告知。
一天，張翰見秋風起，突然想到故鄉吳郡的蓴羹、鱸魚膾，心想怎麼能夠舍棄朵頤之快跑到千裏之外呢？於是立刻還鄉。
西晉張翰“蓴鱸之思”，成為南方人士愛好食魚的佳話。
南方人很大部分的蛋白質是從傳統謂之漁業的水產品中獲取的。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就說，南方楚、越之地的人們“飯稻羹魚”，誠如斯言。
至明清時期，由於長江中下遊地區水產業的高度發展，以魚為主的飲食更加流行。其中以魚為鮓的技藝，有鰉魚鮓、鱘魚鮓、荷包鮓、銀魚鮓、蟹鮓等10餘種，魚鮓製作工藝較以前更趨精致。
比如太湖地區荷包鮓的製作，多用溪池中蓮葉包裹，數日即可取食，與裝在瓶中魚鮓相比氣味特妙。
荷包鮓並不是直接在荷塘邊製作，而是先將鱘魚切成片，用米屑、荷葉分層包裹，當地人管它叫荷包。
製作魚鮓所用原料多采用鱘鰉魚。這主要是因為鱘鰉魚骨質鬆脆，肉質細嫩，最適於製鮓。
清代康熙年間文人沈朝初在《憶江南》中記載：“蘇州好，密蠟拖油鱘骨鮓”，盛讚魚鮓美食。
明清時期，江南魚類美食的盛行，說明這一時期水產的利用達到了一定水平。尤其是許多相關著作的問世，將水產動物的開發利用推向了一個新的曆史性高度。
明清時期水產類著作，主要有專業的魚類著作和綜合性著作兩大類。魚類方麵有《種魚經》《異魚圖讚》《異魚圖讚補》《魚品》和《江南魚鮮品》等。兼及其他水生動物的綜合性著作有《閩中海錯疏》《記海錯》《海錯百一錄》等。
明清時期魚類專書中，以明代學者黃省曾的《種魚經》較早，其中對《陶朱公養魚經》的魚池設計做了進一步補充和改進：在魚池中做島，環島植樹，頗有人工生態係統意味。書中分列18種淡水魚類，如鱘鰉、鰳魚、石首、銀魚、鯽魚等，並對其加以記述。
稍後，有明代文學家楊慎撰、明末清初官員胡世安補的《異魚圖讚》《異魚圖讚補》和《異魚圖讚閏集》，特點是以韻文形式寫作，語言十分簡練。
比如記“烏賊”：“魚有烏賊，狀如算囊，骨間有髻，兩帶極長，含水噀墨，欲蓋反章。”既記形態，又記生理，還對烏賊吐墨行為作了描述。
全書記魚類110餘種，其他水生動物如龜、鱉、蚶和哺乳動物鯨、海牛等近30種。對鯨的自殺行為也有記載。《補》和《閏》集引用典故較多，種類也有所補充。
明代官員、金石家、書法家顧起元寫有《魚品》，所記都是江東地區水產數十種，文字簡明。
另外福建發現1743年抄本《官井洋討魚秘訣》，記錄了當地漁民的捕魚經驗，對官井洋的暗礁位置和魚群早晚隨潮汐進退方向以及尋找魚群的方法都有詳細記錄，很有實用價值。
清代官員陳鑒寫有《江南魚鮮品》一書，記鯉、鱗、鱸、鱖、鱧、鮪等淡水魚類18種，均有形態描述，但側重食用價值。另外《漁書》和《魚譜》兩書，雖有著錄，但都已佚失。
明清時水生動物綜合性著作中比較突出的是《閩中海錯疏》。此書作者是屠本畯，他在入閩任職後，應當時在京任太常少卿的餘寅的要求，寫成此書。
屠本畯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還寫有《閩中荔枝譜》和《野菜箋》等書。
屠本畯熟悉海物，有實際知識和愛好。他當時任福建鹽運司同知，他認為，海產動物種類繁多，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自己身為鹽務官員，並熟悉海物，因此也將寫這部著作作為自己分內的事。
《閩中海錯疏》成書於1596年，是明代記述我國福建沿海各種水產動物形態、生活環境、生活習性和分布的著作。對近代生物學研究和海洋水產資源的開發有一定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