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洪水，是我國遠古時期的傳說。禹的時代約相當於公元前21世紀。當時，黃河流域出現了特大洪水，河水泛濫的主要地區大致在今河南北部、東部及山東西部一帶。這裏正是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居住與活動的區域。
傳說，最初部落聯盟會議推舉夏後氏部落的鯀治水。在此以前，原有共工氏治水的傳說。共工氏治水的方法，就是將高處的泥土、石塊搬到低處，修築成簡單的堤埂，以堵塞洪水。
“鯀堙洪水”就是沿用共工氏的老辦法，用堤來阻擋洪水，結果非但洪水堵不住，堤壩衝垮反而危害更大。鯀治水失敗後，死於放逐途中。以後，部落會議又推舉鯀的兒子禹來主持治水，由共工部落的後裔四嶽進行協助。
禹總結其父失敗的經驗教訓，提出“疏川導滯”的治水方案，用疏導代替堵塞。就是尋其主流，加深加寬，同時把渙散的細流連通，使歸河槽，做到“水由地中行”，由主道流入海。
就這樣，經過人工疏浚後，河流的自然狀況發生改變，不僅消除了水患，而且原來洪水漫溢之地逐漸幹涸後也成為耕地。
從單純的消極防洪，演變為積極地治河，經過了10多年的時間，禹終於製服了洶湧的洪水。從此，因避水而躲到丘陵高地的人們，又遷回到平原上居住和生產。後世人們便永遠地懷念禹的功績。大禹以疏導為主的治水方針，為以後的水利建設提供了藍本，逐漸掌握了“因水以為師”的水流運動的客觀規律，有效地克服了水患。
黃河流域在夏、商、周三代之後，早期國家逐漸成熟，黃河文明進入發展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黃河兩岸已開始修築堤防，各諸侯國相繼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發展農業生產。
這一時期，人們不僅興修了眾多水利工程，還普遍采用較省力的提水工具，使水澆地的麵積大大增加。當時的帝王已經組織人力和物力在黃河兩岸修築堤防。
兩漢時期，黃河下遊的河道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如在相距25千米的大堤內出現了許多村落，堤內的居民修築直堤來保護田園。大河堤距寬窄不一，窄處僅數十米，寬處數千米不等。
再有就是，黃河堤線曲折多，如從黎陽至魏郡昭陽兩岸築石堤挑水，幾十千米內的有5處。黃河個別河段堤防修得很高，據《漢書·溝洫誌》記載，黎陽南35千米處的淇水口，堤高3米，自淇水口向北9000米至遮害亭，堤高12米至15米。
在這種河道形勢下，導致在西漢時期黃河決溢較多。在公元前132年，發生的瓠子河決口，洪水向東南衝入巨野澤，泛濫入淮、泗，淹了16郡，橫流了23年才得以堵複。
到了漢朝王莽執政時期，張戎應征的治河方案，根據水向下流的特性，流快則自然刮除淤積，使河床稍深的原理，科學地論證了水流流速與泥沙沉積的關係。
從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是黃河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黃河文化與胡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時期。自從漢代的著名外交家張騫出使西域以後，一條以洛陽、長安為起點，直達安息、大秦的交通線形成，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是一條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國際通道，是連接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第一座橋梁。通過這條古道，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
唐代是中華民族的盛世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到了宋代，經濟與文化教育較唐代更為繁榮，而北宋更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朝代。北宋疆域遼闊，幅員廣大。但是北宋建立後，黃河水患卻日益加重。
北宋朝廷傾注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治理黃河，建築河防工程。可是由於當時生產力發展和科技水平所限，治理黃河的效果並不十分顯著。但是，人們在探索治河的同時，積累了大量的經驗教訓，對後來的元代、明代、清代對河流的治理工作都有一定的影響。
縱觀黃河的曆史，對黃河泛濫的治理，曆朝曆代都不及元、明、清三代的治理力度。但是當時對治理黃河沒有一個正確的方針，黃河依舊泛濫，給在流域生活的百姓造成了無比的災難。
古代人民治理黃河雖然有許多創造，也積累了不少經驗，並對下遊平原地區的農業生產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是，由於當時的治河經驗和效果都受到了極大的限製，為此不能根除黃河水患。
拓展閱讀
先秦諸子對禹治水的活動，有所謂：“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以及“鑿龍門，辟伊闕”的記載。事實上，禹治水僅限於黃河下遊平原地區，他不可能遍及如此廣闊的幅員，治理如此眾多的河道。但後人不能因此就懷疑禹治水這一故事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