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仁尼琴遭放逐之後，索性在美國的卡文迪什小鎮上營造一間小木屋；過簡樸的生活，一心一意創作《紅色車輪》。這部著作比托爾斯泰的巨著《戰爭與和平》還要長二倍，因這部著作的支撐，75歲的索氏比青年人活得還要年輕。
可以這麼說，節製自己的現世欲望，縱情於孤獨的想象生活，是文人的立足點，是文人的自尊。
顧城的悲劇，便在於他未曾覺醒於這種自尊。
他的詩的童話世界是美麗的、純潔的，因而純潔了多少顆已被汙染尚被汙染的靈魂。“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我們沒有理由不被打動，這樣的意象太具有穿透力。所以他的死不在於他的“女兒國”夢想及夢想的破滅；因為他不僅有夢想，還有極強的占有欲。占有欲是世俗生活中最強烈的一種欲望；而一個連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世俗的低能兒，卻懷有這麼強烈的世俗欲望，不發生悲劇才是怪事！
由是，文人發於想象（精神），而止於想象（精神），乃大覺悟也。
還可以說——
文人的生活是一種節製的生活，也是一種苦難的生活，這之於他的肉體；
苦其肉而悅其靈，而靈內像晝與夜，本是一體，卻常分離；所以，做一個文人，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9.作家話題
商品社會金錢的追逐，自然會把人引向物質的一麵；談論精神便顯得很奢侈，且受“俗媚”的擠壓。但精神是不會走向絕望的，因為精神涵蓋著人的良心、德行、愛和品格。這些都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作為物種特征的存在。人種若不走向滅亡，精神就不會淪為虛無，不過是精神價值的顯現在社會之上的消長變化而已。
作家，便也不會被商人、官人等世俗的社會勢力排擠掉。這裏的世俗，並非貶意，係一個中性詞，指人群的“趨勢”，大眾的現時取向。因為作家是精神的繼承者、提煉者和創造者，是人類精神的縮影，代表著社會的良心、德行、愛和品格。
由於作家的存在，社會舞台之上便不乏精神的閃光。社會不會徹底陷入黑暗與蒙昧，曆史會不斷進步，社會的“善性含量”會越來越多。作家，便總有自己的位置和作為。
所以，作家沒有必要擔心自己位置的丟失。應該擔心的是，在精神的家園中，作家的信念是否堅定，是否具有大眼界、大氣魄、大才具和大德行。對於人，所謂高貴，便是對自己的社會角色有理性的確知，且努力扮好自己的角色，使自己的角色光彩照人。市井之上，不是在嘲笑理想和崇高麼？作家便要以對人文精神終極關懷的姿態，高揚理想和崇高，給人的靈魂以有力的反撥，讓人們有同情心，有功德心，有羞恥感，有高尚情懷。市井之人，不是正在沉溺於現世的享樂麼？作家便要為其打開一些遠望的視角，給麻木的人心敲幾下重錘，讓人們關注一下生命的本質意義，並以宇宙意識、地球意識審視人類生活的曆史、現在與未來。
如是，便顯現出作家的高貴所在。
作家的這些“使命”，便要求作家必須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一個人格卓越、眼界高拔、氣質高華、悲天憫人的人。作家每一根血脈之中，都應該有追求的細胞，這種追求遠離一般人向往的名、利、權、欲，它完全超越個人之上，那是整個人類命運在他生命中的回響與激蕩。
這是不好達到的一個境界，但是，如果我們已經選擇了作家這一人生走向，我們就必須努力達到這個境界，否則，便淪為“文學的行乞者”。作“文學的行乞者”是一種大難堪：因為俗惡的人群一直在尋隙向“精神超拔者”潑去陰晦的汙水，黯淡其光澤，使他們從“超凡”墮入“庸凡”，湮沒於“眾”的生活層麵，為自己製造業已失落的心理平衡，作為“文學的行乞者”，便更無力與世俗的力量抗衡；不僅很快便被同化，還要遭到更殘酷的戲弄與羞辱；文學不但作不了救命稻草，反而不得不去過一種“近不得高貴，遠不得俗媚”的異化生活。其後果，既失去了個人的幸福，又給精神家園的艱苦創業者拆了“爛汙”。此等情形，不堪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