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不小的風險，但他們也覺得即使錯了，“省委六條”倘許可以在關鍵時候拿出來當作藉口。於是，他們不僅分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就連牲口農具也幾乎一點沒剩。那邊，“省委六條”與“借地給農民”的決策幾乎是在全國範圍內正爭論不休，甚至不少人還在字斟句酌地尋求理論根據的時候，這邊，江淮兩岸卻一夜之間出現了“分田分地”的繁忙景象。他們再也無法忍受饑餓和貧窮，他們再也不願意幹那些出工不出力的事情。一時間，丈量、備種、修壩、標樁。。。。。。搞得沸沸揚揚，火火爆爆。他們幾乎就在傳達和理解這兩項決策的同時，便已經付諸行動了！由於是自種自收多餘自售，多年來無人問津的河灘上犁浪翻滾，荒丘上人聲喧雜。沉悶多年的江淮大地上喚發出了生機。農民迷戀土地，是土地拴住了他們近於迷亂的心。中國有句俗話，叫做窮山惡水出刁民。但在那個時代，要說民之刁，實則是被逼無奈。安徽自古以來並非“刁民”之地，坦蕩的大平原一望無際，大江大河縱橫其中，本該是一個富庶之邦，但十多年來馬不停蹄的政治運動，使得這片魚米之鄉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窮山惡水”。人，是需要政治的，但首先是要生存。對於農民來說，“衣蔽體、食裹腹”就是他們的政治。隨著分地中的這些越軌行為的發展，限製的大堤終於全線崩潰。不少“膽大包天”者紛紛效仿肥西，置“省委六條”中“不準包產到戶，不準聯產計酬”的規定，自發地擴大了“借地”的範圍，直至再也沒有一分公用地為止。--生產隊已經名存實亡！肥西縣山南區“越軌”較早，也最徹底，並且距省城最近，傳到省委的消息也最多。一時間，給省委大院裏造成了不小的壓力。太歲頭上動土，省委被逼上了不表態不可的地步。沸沸揚揚的議論中去製止農民的“越軌”該是順理而成章的，但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裏並沒有急躁行事，他親自對山南區的情況進行了調查，當他看到土地分了之後農民的積極性一下子提高了許多，種地的熱情有增無減，他覺得這不失為一個較為實際的度災之道。回頭，他就親自主持會議，統一對山南區“包產到戶”做法的認識：“希望大家不要再為此而爭吵了，除非我們能拿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來不使農民挨餓。我建議對他們的做法不宣傳、不推廣、不見報，再看看，讓實踐去說話。”（備忘錄之三）鳳陽，是元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家鄉，也是一塊地地道道的窮鄉僻壤。“花鼓詞”裏就有這樣一段唱詞：說鳳陽，到鳳陽，鳳陽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在這場百年不遇的旱災中，又以鳳陽的旱情為最重，許多生產隊已經不再有多餘一兩的糧食可以分給社員，大批大批的農民不得不重新背起花鼓走遊四方，乞討為生。在省委“六條”傳達貫徹時，許多群眾堅決反對再吃“大鍋飯”，並一致要求“分組作業，以產計工，費甩包幹，節約歸組”。早在96年前後，安徽搞“包產到戶”時，鳳陽就實行過生產責任製，並且效果很好，在三年自然災害中比較有效地發揮了作用，他們“包產到戶”的措施也一度得到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鄧小平、鄧子恢等的支持。這次又遇天災人禍，他們再也不滿足於“借地”這種半公半私的做法。1978年2月8日，再也憋不住的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的2位農民，秘密地召開了一個大包於會議。他們在一紙“秘密協定”上輪流摁上了自己鮮紅的手印，並且共同發誓：守口如瓶不對外講，如果被上級查出，生產隊長去坐牢，其他人要共同養活隊長的全家老小。畢竟沒有不透風的牆，小崗村的事被人告到了縣裏。縣委書記聽了彙報後，長歎一口氣說：他們真是窮瘋了呀！你想想他們窮都窮瘋了，還能長出什麼資本主義尾巴來呀？先別驚動他們，讓他們搞吧，等他們搞到秋後再說。據1978年的統計，安徽實行這兩種責任製的生產隊已經達到3萬個，全省秋種麵積為2900萬畝，1979年夏糧總產達78億斤，從而確保全省平安度過了一個百年不遇的災荒之年。不久，萬裏實事求是地把安徽的情況向中央作了彙報：“少數地區搞起了包產到戶和聯產計酬，是否可以試試。有什麼錯誤，省裏負責！”這是一種試探性的口吻，他期望著中央能對他的這種試探給予答複。然而，處在期待中的又何止安徽一個省呢？整個中國都在期待著，不僅農民，還有工人、知識分子，甚至小商小販們終於，中南海有了回音，中央有了回音。1978年2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會議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果斷地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著手對權力過分集中的經濟體製進行認真的改革。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認為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中國該向何處去？這次會議審慎地用兩個字給予了概括--改革！
第1章（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