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這時候，我們的六位主人公同中國所有的老百姓一樣，還被淹沒在那種無法完全明朗的政治氣氛當中，他們活得仍如早先那樣沉重，有的甚至還在為生存而冒著不同程度的風險：1979年初，已經有過“二進宮”曆史的年廣九，仍然在偷偷摸摸做著他的“小商小販”夢。1978年冬，天津靜海縣大邱莊還隻一個鹽堿灘上的自然村，禹作敏正在為全村人的年夜飯皺著眉頭1978年臘月，邱滿囤正流浪在陝甘兩省的村村寨寨，心裏卻想著遠在河北無極縣的家年廣九和邱滿囤都是地道的世襲的農民，但是，多少年來的政治運動使得他們幾乎對土地完全失去了興趣，因為那年那月，土地已經無法使他們養家糊口，他們已經清楚地感到要想使日子過得好一點，唯一的辦法，就是想方設法去搞錢，有了錢，一切的問題便迎刃而解。禹作敏卻不同，他是黨員，還是村支書，特殊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的生存原則不同於年廣九和邱滿囤，他心裏還要裝著全大邱莊所有吃不飽飯的百姓，所以，他還必須去繼續打土地的主意。（備忘錄之四）“四人幫”被粉碎之後，舉國歡騰，緊接著，華國鋒成了“我黨我軍當之無愧的英明領袖”。1978年l2月28日，“三中全會”之後，農村的改革仍然非常艱難，“左”的思潮、“兩個凡是”和“按既定方針辦”在全國仍有很大的市場。當時，黨的主席華國鋒和負責全國農業口的政治局委員陳永貴等正在主持召開“普及大寨縣”工作座談會，決定以“昔陽縣為榜樣”，把“大批促大幹”的經驗作為農業的唯一出路向全國推廣。一時間，全國上下又掀起了一陣子“窮過渡”的高潮。中央又有了指示，省委書記萬裏不免有些憂心忡忡：群眾對“包產到戶”是這樣地衷心擁護，可為什麼還是有人在堅持搞“窮過渡”？我們的有些同誌為何總視“包產到戶”為洪水猛獸？經過痛苦的思索之後，他得到的答案是：如果不從根本上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那麼“包產到戶”這種倍受群眾歡迎的生產責任製將必然再一次遭到扼殺。兩個月前，為參加“三中全會”作準備，萬裏曾考察了江淮兩岸的許多縣區社隊，就中國農村如何擺脫當前的困境的問題深入地做了調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些見解，反映了掙紮在饑餓線上的老百姓的心聲。共產黨人的使命使他大膽地在大會上坦誠陳言。事實上，他的題為《農業上需要解決的幾個重大問題》的發言，也是對安徽建國後29年來農業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一個全麵係統的總結。然而，“包產到戶”仍然是不可逾越的禁區，盡管三中全會之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深入人心，盡管“包產到戶”的社隊已經獲得了空前的豐收，但是，“上頭”的“紅頭文件”上仍然在三令五申“不準包產到戶”，誰要是想跨越它，首先要掂一掂自己的分量。但畢竟還是有“膽大妄為者”。已經嚐到甜頭的安徽的農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膽子”越來越大了。僅安徽肥西縣山南區，l979年就有77．3％的生產隊包產到戶，全區小麥產量達到200萬斤，比曆史上的最高年產量增長了兩倍還多。鳳陽縣全縣那一年糧食總產量是4．4億多斤，比978年增長了將近50％，人均收入l50元，比978年增長了85％，一下子創造了鳳陽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那一年，安徽全省糧食產量達320億斤，而且超額完成了國家計劃。糧食產量超過曆史最高水平的有滁縣、安慶、池州、蕪湖四個地區和無為、穎上、鳳陽等2個縣。曆史在這裏也曾製造過一個小小的幽默：與安徽省來安縣劉郢生產隊連街隔省的是江蘇省六合縣下胡生產隊，下胡這邊的高音喇叭天天在叫“堅決反對”單幹風“”！但一個個江蘇姑娘硬是不顧一切地從大喇叭底下往安徽這邊跑。據說，劉郢生產隊那一年先後娶了6個媳婦，其中5位是江蘇的姑娘。“包產到戶”的神奇魅力越來越明顯地體現出來了。1980年月，安徽省召開了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參加的農業工作會議，開始對責任製實行一年後的情況進行總結。在會上，萬裏做了《要敢於改革農業》的長篇講話，慷慨陳詞中透出一種無法言表的喜悅：“。。。。。。包字是個好東西，肥西的包產到戶、鳳陽的大包幹不都帶來了經濟效益了嗎？不要怕包字！在那些長期經濟落後，集體經濟又搞不好，極左思潮幹擾嚴重，群眾生活一直非常貧困的情況下，群眾習慣於小農經濟，這有曆史根源和階級根源。包產到戶並不是我們的主張，問題早已經有了，已經生了孩子，他媽媽挺高興，哎呀，可解決大問題了，給孩子報個戶口吧，孩子挺好的！。。。。。。”（備忘錄之五）最初，萬裏態度是十分慎重的，是想先埋頭幹上一陣子再說，對外不做任何宣傳。但當1979年3月，“包產到戶”確實成績喜人時，新華社記者便進行了采訪，同時分別發表在《安徽日報》和《人民日報》上。當時，為了避嫌，將“分田到戶、包產到戶”改為“分田到組，包產到組”。不久，文章便在全國產生了轟動，從領導到社員無不給予極大的關注，各種意見一時間沸沸揚揚，讚同的有，支持的有，反對的也有，更有人提出質問：這不是在和“農業學大寨”唱對台戲嗎？《人民日報》的報道，也引起了當時主管農業的一些中央領導人的不滿和反對。全國上下正在轟轟烈烈地搞“農業學大寨”，安徽卻在搞“包產到戶”，這不是在搞複辟嗎？這不是曆史的倒退嗎？王任重還專門寫信給《人民日報》嚴加責問，並附上了一封反對“包產到戶”的讀者來信。種種壓力之下，《人民日報》不得不在1979年3月5日發表了這封讀者來信。同時在“編者按”裏指出：不能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組，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這下，不僅安徽人不幹了，全國許多省地都不幹了，《人民日報》怎麼一會兒東一會兒西的，如此荒唐？這到底是讓農民怎麼做呀？農民們人心惶惶，當領導的更是心急如焚，已經初步開始農村改革的安徽、四川、河南等省負責人，不得不走下基層穩定群眾的思想。這場政治風波的由頭是安徽，第一個坐不住的便是省委書記萬裏。3月6日，他就打電話給《人民日報》提意見，對他們的做法表示不滿。當日，又因為放不下心，他又趕到滁縣，勸慰農民，給大家做解釋工作：《人民日報》說是錯誤做法，我看是好辦法，能叫農業增產就是好辦法！我看“包產到戶”已經搞了，搞了就不要再動了，一動農民就會不安心，一不安心，生產就可能重新被拉下來。我們要想不餓肚子，就要搞生產，《人民日報》說不對，那它《人民日報》管老百姓吃飯嗎？3月20日，華國鋒責成王任重負責調查安徽實行責任製的情況。萬裏在電話裏毫不含糊地對王任重說：現在已經進入春耕大忙季節，不管怎麼講，也要等秋後再說。華國鋒得知消息之後，感到事態嚴重，就沒有立即表態。1980年月3 兒，中共中央政治局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王任重等在聽取國家農委的會議報告時，華國鋒強調：責任製和“包產到戶”不要混同起來，包產到戶使老的弱的也分到了一份地，但他們在生產上卻會有困難。對於已經搞了的，要認真總結經驗，提高覺悟，要引導他們組織起來。--言語之中的傾向性顯而易見。在這場《人民日報》引起的全國大爭論中，鄧小平同誌的態度始終十分明確，同時對事態的發展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他多次找胡耀邦、萬裏等談話明確表態：政策一定要放寬，盡可能使每家每戶都能自己想辦法增加生產。不要怕，這影響不到我們社會主義的性質。8年之後，原中國農墾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許人俊曾做過一次十分詳盡的回顧，並專門撰文《中國五個農村一號文件誕生記》提到了這件事，他說：“已經離開農口領導職務，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的王任重同誌仍然沒有轉變思想。王任重同誌具有較高的理論、領導水平，”文革“中遭到”四人幫“迫害，但複出工作後，在農村改革大潮中，始終跟不上時代步伐，堅持”左“的觀點。在中央一次會議上，他當著政治局常委的麵，執意要求將其反對包產到戶的公開信印發全黨討論，遭到反對。會後，總書記胡耀邦即委托中央辦公廳第-暮U主任馮文彬同王任重交談，表示如仍堅持印發公開信，擬將中央領導對他的批評意見一並印發。王無奈表示作罷。”1980年8月30日，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決議，接受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王任重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同時接受陳永貴要求解除他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萬裏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9月4日，剛剛調整的中央領導班子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對進一步加強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27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座談會紀要，即1980年75號文件，文件指出：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在不同的地方，要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形式，不搞一刀切；在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實行“包產到戶”，是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不久，中央又決定在中央內部對陳永貴和“農業學大寨”運動的錯誤進行總結，在黨內清除“左”的思潮的影響。中國的改革，正是在安徽“包產到戶”和“聯產承包”的鑼鼓喧天中一步步艱難開場的；也是在與“左”的思潮作不懈的鬥爭取得勝利後才得以確立的。從此，一條條中國人向著富裕、向著強盛的路，從海濱、從田野、從街衢、從鬧市延伸開來。。。。。。追述到這裏，我們的第一位主人公該出場了。年廣九，二個中國標本式的小商小販。年廣九早年的經曆很簡單，但也很心酸。自小沒念幾天的書，除了自己的姓名之外，他識不了太多的字，輟學後就在生產隊裏幹活。但他畢竟是個有心眼的人，趁著農閑，時不時就幹起了小商小販的行當。為此，他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1963年3月，“五反”運動開始，年廣九作為“五反分子”、“重點打倒對象”被公安部門定為“投機倒把罪”，被關了八個月。他第二次被關起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罪名還是投機倒把。雖然不久就釋放了，但為了生計，年廣九不得不重操舊業。早先，年廣九販過魚、販過水果。。。。。。這一回，他卻炒起了瓜子。三十年出頭的年齡，他想讓老婆孩子每天都有飯吃，讓小日子過得好一些。可那時候他早就看出，單靠集體是辦不到的。販魚、販水果，上頭不讓幹，自己又曾因此而進過“籠子”，挨過關。怎麼辦？精於算計，又確實有些小聰明的年廣九首先看上了炒瓜子。炒瓜子不同於販魚販水果，不是拿杆秤挑起擔子誰都能幹的事。想炒瓜子，必須從頭學起，因為這畢竟是一門手藝。972年前後，全蕪湖真正會炒瓜子的屈指可數，而炒得最好的大概也隻能數金東花園旁邊的熊仁壽一個人，年廣九就拜他為師。到蕪湖采訪，我們得知熊仁壽師傅已經去世，他的女兒熊桂枝對當初的情景仍記憶猶新：“年廣九炒瓜子，最初是跟著我父親學的，不僅學炒，而且他炒的奶油瓜子，裏麵擺多少的香精、多少東西，用什麼樣的香精、用什麼東西，，奶油瓜子裏麵還要放一些鹹鹽，這裏麵有許多許多的訣竅。不僅瓜子，還有花生米的訣竅，怎麼炒？還有葵花子，怎麼炒？他所做的一切，他今天成名，成了風雲人物，也有我父親的一半。沒有我的父親，他根本走不上這條路，他今天當傻子瓜子大王也是不可能的，是我父親領他走了這條路。”熊桂枝的話，在年廣九口裏也得到了證實。他說：“不管誰來采訪，我都承認熊仁壽是我的師傅，沒有熊仁壽一家，就沒有我的傻子瓜子，也沒有我年廣九的今天。我們開始炒瓜子是l972年，文革的時候，在金東花園，百花劇場對麵，就是現在和平戲院停車的那個地方，先是自己炒，而後又把別人的瓜子買來品嚐，再對自己炒的瓜子進行改進。那時候，隻有熊仁壽、熊玉蘭和我三個人炒，自己炒自己賣。”為了避嫌，避“資本主義尾巴”之嫌，避“投機倒把”之嫌；為了不再被抓進“籠子”、關“小黑屋”，年廣九改行學炒瓜子，但避來避去，他還是沒有摘掉“販子”的帽子。這不禁使人想到了他所居住的那座城市。曆史上，中國有“四大米市”，蕪湖便是其中之一。但要談起“米市”，又不能不先從徽州講起。徽州地處皖南叢山峻嶺之中，為皖、浙、贛三省交界處，東北望，兩百多裏之外便是蕪湖。徽州境內，山巒起伏、煙雲繚繞、河流縱橫且耕地稀少。但本地的竹木、茶葉、陶土等資源卻十分豐富，景德鎮製瓷所需要的白土就產於這裏。這裏的手工業更具特色，筆、墨、紙、硯文房四寶無不聞名全國。自秦朝以後，中原一帶便戰火綿延民不聊生，於是舉家南遷者首尾相望，且代代絡繹不絕，到唐朝中期，中原人反客為主，統治了今長江下遊地區。北人南遷，最終導致了這一地區人口急劇增長。根據史料的記載，僅徽州一地，隋唐時有664戶，人口不足3萬，但到了唐天寶年間，已經增至38330戶，人口近27萬。另據《新安誌》，南宋以前，徽州已經647戶，比唐天寶年間又增加了四倍之多。人口的增長，使人均占有土地麵積急劇減少，到明清兩代時，已經低於當時全國的平均水平。大約是從明朝起，徽州的商幫已經形成，其主要標誌是作為中堅力量的徽州鹽商在當時的全國商業活動中已經引起了世人的矚目，尤其是在兩淮鹽業中更是大顯身手。那時候就有這樣的諺語：鑽天的洞庭，遍地的徽。就是說蘇州的洞庭山人與徽州人都是經商能手，在全國各行各業中無孔不入，無處不到。人口世代繁衍膨脹，和耕地不足，到明朝已經成為徽州最大的社會矛盾。加上旱澇災害，地狹且薄收，最終導致了糧食供應上的困難。攤開中國地圖可以清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