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奔流 第五章 綏芬河不息的河(3 / 3)

春龍公司堂而皇之地在綏芬河站住了腳。一九九一年他們把過去的虧損補上後,又盈利三百萬元。一九九二年開始更大規模的開發,上半年在老區改造開發七萬平方米,當年交工兩萬米;在新區一號小區開發四萬平方米,當年交工一萬米;在新區二號小區開發四萬米。同時公司還開辦了構件廠、采石場、沙廠、科學器材商店、液化器站、打字複印社、裝修公司,還成立對俄的貿易公司.和別人聯合經營酒店和賓館。春龍公司成了綏芬河的大“托拉斯”了。

溫總還告訴我,他們準備在市中心友誼商店的原址上建造一座二十層的三星級酒店,以滿足日益開放的綏芬河的經貿和旅遊的需要。他們己經在納霍德卡買了六十五公頃的土地,也搞房地產開發,建設中國風格的“哈爾濱村”,然後向俄國人出售。他告訴我,他們公司建設的指導思想是“立足本市,依托全省,服務全國,溝通世界。”

公司辦公室的何主任說,溫總要求自己很嚴,一直同職工同甘共苦,作風廉潔,自覺抵製不正之風,去年拒賄二十一萬元,綏芬河市委還派人總結過他的事跡。

溫總說,搞建築的,不在工地上滾,沒法指揮。現在房地產開發,搞基本建設,回扣,紅包,這方麵的事很多。我們上項目,都是公開招標,誰有本事,誰夠條件誰幹。可招了標,還有人給你送錢,名堂很多,有的單位領導敢要。反正我不要,不管別人怎麼說,我認為拿這些錢不合理、不合法,凡是送給我的,我一律退回,或者歸公。

我說,我很讚賞他和他們公司的“拓荒牛精神”,他說,他理解“拓荒牛”,一方麵埋頭苦幹,艱苦奮鬥,一種韌勁;另一方麵,要廉潔奉公,不計較個人得失,魯迅不是說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嗎!搞開發建設,搞特區建設,非要有這種精神不可,我看現在有一種奢侈浪費的風氣,這種敗家子的作風,與現代化建設不相容。領導幹部更要嚴以律己,現代化建設仍然需要人格力量!

搞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是不能什麼都當商品的,如果我們把信譽、人格、尊嚴,都當商品交換了的話,那麼人就退化成普通的有價物了。沒有了靈魂沒有了思想力量的勞動者,是不能使生產力正常發展的,那麼我們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尊重溫總他們這些高尚的建設者,搞開發,建特區,他們當然是主力軍。

6、我會不比阿信差

·靠賣針起家

·背著孩子給員工送飯

·一年半:五十萬固定資產

她是綏芬河第一個下海當個體戶的機關幹部。

她叫王秀娟,三十多歲,笑眉笑眼地望著我,抱著她不滿兩周歲的兒子接受我的采訪。她消瘦寡言的丈夫於春友,不時慢悠悠地補充和糾正。

不像女老板那麼珠光寶氣,一件黃色過時的毛線衣,一條石磨藍的牛仔褲,把她裝扮成一個女大學生或者像女教師。她確實當過教師。高中畢業後,她回到家鄉虎林縣虎頭鄉當了六年農民,幹過許多很苦很累的農活,又通過自學考試,當上農村小學代課教師,還當過管兩個人的小學校長。她教過語文算術,教過體育,還教過三級複式的學生班。在風雪呼嘯的寒夜,她一個人住過空蕩蕩的山鄉小學,一冬天燒壞六床褥子。她還被選為牡丹江地區教育戰線的勞模。後來在牡丹江師院進修時,認識了不愛言語又滿肚子學問的於春友,一結婚就成了綏芬河人.

革命沒有革到王秀娟的頭上。她先在市農委工作,當會計還兼團委書記,一九九一年十月綏芬河第一次機構改革,九個局三個鄉政府並為一個鄉政府,也有她的位置,管計劃生育工作,這項工作當然很重要。她還幹了兩個月,可覺得還有渾.身的勁使不出來,另外她不習慣頭上有那麼多的人管著她。這時她看到綏芬河的許多個體戶,白手起家,已幹出一些名堂,她以為自己要比他們強得多。她是個爭強好勝的女人。

“我想自己幹點事!”她和於春友商量。他沒說行,也沒說不行。

那時還不興幹部辭職經商,她幹脆不辭而別,自己花二百塊錢,在家跟前的晉綏商店租一個一米二長的床子,幹起來。單位領導在大會上點了她的名:“王秀娟不上班,工作不要了也不行,也得來說道說道!”

“有啥說道的!”王秀娟把隻有幾個月的兒子托付給鄰居,拿著家裏僅有的二千元積蓄,到沈陽進貨去了。那時做的是小本生意。十五元五角一件的T恤衫,一次進三件。五角一件的小孩褲衩,一次進十條。她就用這些小東西和旅遊的俄國朋友換東西,用兩條小孩褲衩換他們十包大鋼針,然後再一根根賣給中國人。大號鋼針中國不好買。第一天,她掙了五角錢,高興地跑到朋友家去報喜!

第二次,她又跑到哈爾濱進了四十多件繡花襯衣,俄國人很喜歡,不幾天就銷完了。她拿起襯衣上的商標一看,是上海絲綢服裝廠產的。她靈機一動,我直接上廠家上貨,不是掙錢更多嗎!說走就走,坐火車太慢,這次她坐飛機。於春友知道擋不住她,幫她借了一萬多元錢。飄悠悠的上了天,她又高興又害怕。到了大上海,誰也不認識,她拿了商標,找到出租車司機,當天就到了廠子。她直接找廠長,人家要介紹信,她拿不出,說自己是個體戶,人家說,我們幾千人大廠,從不和個體戶打交道。她把錢往桌子上一放死活就是不走。廠長沒辦法,每件十三元五角批發給她,她一想,這價隻比哈爾濱的每件便宜五角錢,這麼大老遠來的,去了路費就沒什麼可掙的。她還是不走,最後終於感動了供銷科長,每件十二元五角批給她,她一下子定了十六箱,每箱四十件,她當天用火車發運回綏芬河。

幾天後,一種質地好,樣式新的女繡花襯衣在王秀娟的床上出現,不幾天,這六百四十件襯衣,都銷出去,每件二十五元,比別人的質量都好,價錢都便宜。

王秀娟馬上給上海廠家寄錢,繼續定貨,質量要保證,尺碼要大。貨一到還是暢銷,這回不零售了,幹脆批發,綏芬河大多數攤床都賣她的繡花襯衣。根據市場的行情,王秀娟把襯衣的價格從二十五元一件降到二十二元、二十元、十八元、十七元,總是比別人便宜,而自己總有賺頭。最高的時候,每天賣七千多件,那些日子,成麵袋子地往家背錢,她和於春友整宿地點錢。這大概是他們家最經常的活動。我到他們家拜訪,她讓胖兒子給我表演怎麼點錢,小胖子笑眯眯地喳喳地咂著嘴。一年多的工夫,王秀娟家就銷了七萬多件繡花襯衣(讀者自己可以算出她掙了多少錢)。她成為上海這家廠家最大的代理商。現在她再到上海,一到機場就有廠家轎車來接她,廠長親自陪著她遊覽,每天都宴請她。

幾乎用相同的辦法,王秀娟又在綏芬河包銷過皮甲克、小孩旅遊鞋、毛線衣等多種高質量的產品,她現在是上海、北京、溫州、福建多家工廠的代理商。她經常飛往這些地方,無論她到哪裏,都會受到在上海絲綢服裝廠一樣的待遇。現在有了信譽,不用親自跑了,隻要一個電話,一個電報,馬上天上飛機飛,地上火車跑,千萬件急需的商品湧到她的櫃台前。

原來的小櫃台當然擺不下了,隻好自己買了一間一百零八平方米的門市房,經過一番裝修,成立了自己的集宏商店,她真的當了老板,還招了四個工作人員,像模像樣地幹了起來。同時還為自己家買了五十八平方米的商品樓做為住宅,還買了五十八平方米有一個大院的平房給婆婆家住,同時還當庫房。不到兩年的時間,王秀娟已經創下了五十萬元的固定資產,還有五十萬元的流動資金!

“別人以為我掙錢真容易,不知道我吃的那份苦,遭的那份罪!”王委娟是邊笑邊向我介紹情況的,可說到這兒,她的眼圈都紅了。

“從單位出來,領導大會批評,許多人等著看我的熱鬧,那時心理壓力可大了,整宿地睡不著覺,到沈陽進貨三天打一個來回,從來沒買過臥鋪,腿都站腫了。那時孩子還小,又好鬧病,春友在機關當個小頭頭,事挺多,一點也幫不上我的忙,什麼事兒都要自己張羅!現在這個社會環境,要自己幹點事業,多難呐,各各方麵你都要應酬好,有時眼淚往肚子裏咽,還要裝出笑臉來!

“有人說,你坐著飛機總往南方跑,多恣兒!你不知道,我多累,坐在飛機上就睡覺,到了地方上了貨,趕快往回跑,孩子小,我不放心,店裏的事兒,照顧不好就出事兒!我在教育中心的商場租了三個床子,著了一把火,燒掉我的貨五萬多元,多心疼!”

王秀娟雖然自己吃苦挨累,可對自己的員工,相當熱情。在她的商店裏,幾個小姑娘搶著對我說。

“王姐對我們可好了!店裏的活忙,下雨天,她打著雨傘,背著孩子,到櫃台上給我們送飯,她身上都淋濕,飯盒還熱的,我們都掉淚了!”

小姑娘們嘰嘰喳喳地指給我看。

“沒想到,你們勞資關係這麼好!"我對她說。

“什麼勞資關係,我是把他們當成親姐妹的。”王秀娟對我說,“我和她們一樣,都是農村姑娘,到城裏幹點事,也不容易,我要讓她們和城裏姑娘一樣穿戴打扮,要有自信心,要有自立的能力。她們可能幹了,俄語說得呱呱,可能和老毛子侃買賣了!我每月給她們開三百元錢,早晚在我家起夥,中午我給她們送飯,和我家都吃一樣的,和一家人一樣!”

像一家人一樣齊心協力,我想這是王秀娟事業成功的一條原因。我間她還有什麼經營之道。

“最重要的是講信譽,重質量。”她說,“我把信譽和質量看得比什麼都重要,進什麼貨,我都具體提出質量要求,什麼原材料,連花樣品種,我都提要求,有時我自己畫樣子.咱不能唬人家,人家經濟挺困難,買一件衣服,要用一個月的工資,咱不能坑人家!聽說,俄羅斯有的地方開始抵製中國商品,還辦了中國劣質商品展覽。報上還登出漫畫,畫一個人穿著中國鞋,一腳在中國,鞋是好的,那隻腳邁到俄羅斯,鞋就壞了。聽到這些,我心裏挺難受!這不僅坑了人家,實際是壞了自己,自己毀了自己的生意,以後買賣還做不做!現在,我經營的都是高檔商品,經營全國的名牌。我要讓人家看一看,中國的商品到底好不好。

“再一條也很重要,注意商情,掌握信息。”這方麵,王秀娟的體會也很多。她說,商場如戰場,商戰既激烈又複雜,綏芬河做買賣的成千上萬,不是準都掙著錢,就看誰的信息準,時機抓得好。兩方而的情況都要掌握,俄羅斯方麵喜歡什麼,喜歡什麼樣的;中國這麵都有什麼,什麼質量,什麼價錢,石獅、白溝、西柳都是什麼價,全國哪家的質優價好,這些都要心中有數,看準了行情,趕快進貨,大進人銷。綏芬河市場許多暢銷的服裝,都是我家最先領的頭,如繡花襯衣、小孩旅遊鞋。當然也有決策失誤的時候。去年夏天看羽絨服好銷,請朋友在沈陽進了一百二十件,每件九十五元,顏色和式樣都一般,快到冬天了,還沒銷出去,我怕壓在手裏,以每件六十五元銷出去了,賠了三千多元。幾天後,別人從北京進了一批羽絨服,.質量不錯,每件才四十五元。多懸!我要不把那批貨銷出去,壓在手裏就慘了!做買賣,要用腦子,每天晚上十二點之前沒睡過覺,總得琢磨。你沒看我這麼瘦嗎,總睡不好覺。

“真是為伊消得人憔悴呀!”我說,“你和春友都為買賣操心,所以都挺瘦,隻有你兒子胖乎乎的!"她笑了。

王秀娟和丈夫,請幾個朋友在一家哈爾濱人開的“金哈蟆飯店”為我餞行.宇宙燈旋轉出迷離的色彩,一個四川來的歌星很投‘入地在唱《上海一家人》的主題歌:

要生存,先把淚擦幹,

走過去,前麵是個天,

從來女子做大事,

九苦一分甜。

長歎一聲行路難。

千回百轉,機會一閃,

細思量沒有過不去的關!

王秀娟使勁地鼓掌,眼裏閃著晶瑩的光。我問,你知道阿信,知道曼哈頓的女人嗎?她說我將不比她們差。她告訴我,要辦一個經營內外貿的大公司,準備大幹一場。我說,你開業,我一定來!

7、八十年傳奇,熊牌啤酒

·永不還家的三個俄國人

·八百元買一張舊商標

·頓河畔的中國啤酒館

八十年前,順著那條剛剛修好的中東鐵路,從大山那邊湧來許多黃頭發,藍眼睛,身穿西服和長裙的外國人。他們是來綏芬河淘金的,在這個初具規模的山城,營造著自己的黃金夢。這一天,從慢吞吞吐著蒸氣的火車上走下三個人來,先下車的是一個穿著舊西裝的高個子男人,然後回身攙扶他的夫人,那位穿滾邊的花裙子的俄羅斯少婦,跟在她後邊的是一個提皮箱的大胡子的俄羅斯青年。第一位叫烏洛班,是俄籍捷克人,這後兩位一位是烏洛班的妻子安娜,另一位是安娜的哥哥瓦佳。

歲月無情,如今這三個人早已做古,但他們的名字卻留在綏芬河的曆史上,當年他們創辦的“東方啤酒作坊”,是現在綏芬河最大的企業―年產萬噸啤酒的綏芬河啤酒廠的祖父。他們當年釀造的熊牌啤酒,還在滋潤著大山這邊和那邊許多人的脾胃。當年誰能想到,熊牌啤酒引來一段流傳了八十年的故事,隨著綏芬河的開放,這故事又續上了新篇。

據周艾民、曹永順同誌在研究綏芬河曆史中發現,那時,安娜的爸爸在山那邊開了一個啤酒作坊,烏洛班是她爸爸作坊裏的技師。為了發展自己的事業,他派烏洛班也到綏芬河開啤酒作坊,那時綏芬河已經有許多俄國鐵路工人和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他們是離不開啤酒的,就像離不開女人。臨行前,老爺子把女兒安娜許給了烏洛班,並把安娜的哥哥瓦佳也派來了,他心中有數,這個捷克小子掙再多的錢,也是他們家的。他們落腳在綏芬河依山傍水的河沿街,蓋了一座二百多平方米的小樓和一棟‘百多平方米的平房。這樓上是烏洛班一家的住處兼他的辦公室,這樓下和那棟平房就是生產車間了,他們自己為工廠命名為“五站瓦斯都克蜜灑比瓦莊”,“瓦斯都克”和“比瓦”,俄語的意思是“東方”和“啤酒”,所以中國人都叫它“東方啤酒作坊”。按現在的說法,這個小作坊是個外資企業。

開始這個作坊設備相當簡陋,粉碎麥芽靠馬拉石磨,蒸煮用家庭飯鍋,燃料用木拌子,水源靠院內的小土井,當時還雇傭了兩三名中國工人。由於全靠手工操作,生產量隻有幾十噸,全部灌瓶出售,供應小城裏的外國人。因為有了啤酒喝,來綏芬河的外國人,似乎更多了。

一九一三年,啤酒作坊的規模有所擴大,經幾年的生產,他們的啤酒質量也比較穩定。富有經營之道的烏洛班要打出自己的牌子。他用俄羅斯的崇物“熊”來命名自己的得意之作,請人設計了一個商標,右邊用漢、俄、英、日四國文字寫著廠名;左邊的圖案是一個麥穗轉繞的酒杯,杯上畫著一個側身站立的白熊,它右前掌端著一杯泡沫四溢的啤酒杯,左前肘腋下夾著一個啤酒瓶,呈現出垂涎欲飲、笨拙可愛的形象。有了牌名和商標的熊牌啤酒,開始銷往中東鐵路沿線的中俄兩國城鎮,在遠東地區也逐漸有了市場。開始中國人對外國人喝這種馬尿一樣顏色的啤酒,很不以為然,後來也有人喝出了味道。這一來,烏洛班的作坊相當興隆起來,他們又雇了十五六個中國人,青年工人劉立三因聰明能幹,成了烏洛班的主要助手,被烏認命為二技師。一九二七年前後,這個作坊的啤酒月產量達十六噸。當時,烏洛班一家和綏芬河的中國人相處和睦,喝啤酒的中國人可以記帳賒銷,年終再結帳。每當黃昏時分,烏洛班一家坐在門前的花園裏,烏洛班拉起手風琴,安娜和瓦佳情不自禁地唱起來:

看那田地,

看那原野,

一片美麗風光,

俄羅斯的遼闊地方,

那是我的故鄉……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日本侵略者的膏藥旗也飄進綏芬河,當地人再也聽不到烏洛班一家的歌聲。 日本人強行將“東方啤酒作坊”收買,並把烏洛班和妻子、瓦佳驅逐出綏芬河,他們想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國,但邊境已被封鎖,他們隻好流落到哈爾濱。烏洛班當上一家小啤酒廠的技師,瓦佳到廠子當工人,從此他們交了厄運。五十年代初,安娜病死在哈爾濱,一九五七年,烏洛班在回南美洲女兒家的途中,病死在船上。瓦佳下落不明。不管怎麼說,中國人應該感謝這三個再也沒有回到家鄉的俄國人,他們給綏芬河帶來一股酒香,給綏芬河帶來一種技術,也帶來一種文化。

日偽時期,“東方啤酒作坊”雖由日軍掌管,但幹活的都是中國工人,烏洛班的徒弟劉立三,掌管著作坊的技術大權。一九四四年,日軍敗勢已定,蘇聯紅軍已在大山的那邊集結,日本人急急忙忙把作坊的過濾機、冷卻機、灌酒機等主要設備,拆除運到哈爾濱啤酒廠。至此,凝結著中俄兩國工人心血的“東方啤酒作坊”徹底停產,綏芬河的河沿街留下一片廢墟。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複後,劉立三等幾位工人朋友要重振“東方啤酒作坊”,他聯合七位工人湊了一筆錢,用一部分資金到哈爾濱啤酒廠將原來的設備買回,用另一部分資金維修了廠房,安裝設備,購買原料,終於在一九四六年春節的鞭炮聲中恢複了熊牌啤酒的生產。為了慶祝東北從日本的鐵蹄下解放出來,也為了紀念“東方啤酒作坊”的再生,他們把廠子改名為“勝利啤酒廠”。幾個月後,人民政府派代表接管了工廠,正式任命劉立三為技師,相當現在總工程師的職務。全廠工人生產熱情相當高漲,熊牌啤酒質量不斷提高,而且已超過烏洛班時的標準,但是銷路一直不暢,這便引來“真熊”與“假熊”的一場官司。

原來,牡丹江有一個姓陳的家庭啤酒作坊,生產的啤酒質量較差,久久打不開銷路。後來聽說,東方啤酒作坊已經倒閉,馬上冒名頂替,仿造熊牌商標,果然受到用戶的歡迎。新成立的勝利啤酒廠劉立三等人,得知這個情況後馬上向剛建立的人民政府告狀,經派人調查,牡丹江姓陳的生產的為假熊牌,仔細辯認,他的啤酒商標上的熊是睜兩隻眼,而綏芬河啤酒商標上的熊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這要感謝那位精明的設計家!這樣,真假已分辨清楚,政府作出裁決,偽造商標者被罰款,將錢交給國家,支援前線。為了以正視聽,挽回信譽,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該廠在《牡丹江日報》上發表聲明:“綏芬河啤酒廠,因內部維修,熊牌啤酒暫停生產,竟有無恥之徒,冒牌兜售,影響名譽。現已修複,請試嚐為記,以防假冒。”人民政權第一起商標糾紛案就此圓滿了結。看來打假冒的鬥爭由來已久。

熊牌啤酒恢複了聲譽,產量日升,到一九四九年年產已達六十一噸。一九五0年,廠裏領導提出,我們已建立了新中國,再叫熊牌啤酒有點不雅,遂改“海鷗”商標。在以後的三十多年裏,這家啤酒廠雖幾經風波,但仍有相當大的發展,機械設備幾經改造,生產規模越來越大,啤酒品種已形成“海鷗”係列,在本省也小有名氣。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啤酒銷量大增,各地風起雲湧,爭建啤酒廠。在“啤酒大戰”中,綏芬河啤酒廠終因地處邊塞,人口很少,生產陷於窘迫,發展緩慢。

八十年代,小城綏芬河在改革開放中蘇醒,也給綏芬河啤酒廠帶來生機。火車站老站長徐君術,一千斤西瓜打開中俄長久關閉的大門,這之後,根據劉源東書記和劉海濤市長的建議,綏芬河中蘇友協又向波格拉尼奇內區的首府格羅捷闊沃市的市民,每家贈送兩瓶啤酒和一包瓜籽。那啤酒,便是綏芬河自己生產的海鷗牌。啤酒剛一運到格羅捷闊沃站台上,裝卸的俄國工人便急不可待地用牙咬開酒瓶就喝,然後連喊“赫拉紹(好)!”

綏芬河和波格拉尼奇內建立邊境貿易關係後,俄方主動提出要求進口海鷗啤酒。經邊貿公司倪連才總經理手,第一次向俄方過貨啤酒一千箱。格城及附近的許多商店立刻排起買啤酒的長隊,因酒少滿足不了需要,隻得由波區消費合作社主任杜巴維克親自批條。因此,老杜聲名鶴起,相當揚眉吐氣了一陣。當時每瓶海鷗啤酒在格城的價格,相當一點三美元。杜巴維克又向倪連才總經理提出繼續供應中國啤酒的要求,他還特意提到,當年綏芬河有一種“熊牌”啤酒,口味非常好,不知還生產不生產?

信息傳到啤酒廠,工廠領導馬上發動全廠職工,一方麵抓緊研製,恢複熊牌啤酒這個老品種,另一方麵,向全社會搜集熊牌啤酒老商標。時過境遷,當年風靡一時的熊牌商標,在工廠的曆史檔案中已找不到一點痕跡。公開搜集無望,廠領導派出人馬,沿濱綏鐵路線,挨個村屯搜尋。經過八個月的艱辛查訪,終於在離綏芬河一百三十多裏的下城子鎮的一位八十歲老人家的天棚上發現一張完整的熊牌商標,查訪人員欣喜若狂,差點把這位老爺子抱起來。年輕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喝過一瓶熊牌啤酒,他看到商標上的小熊可愛,喝完酒就把商標糊在天棚上,沒想到現在成了寶了!幾十年光陰荏苒,商標紙已退色,但圖案仍不失當年風采。

啤酒廠用八百元錢買回商標,重新加工印製。同時攻關小組抓緊試製,經過三百多個日夜,在一九八七年成功地研製出“熊牌”啤酒。這種酒顏色深濃,麥芽香味突出,口味苦中透爽,在以後的省行業評比中名列前茅,被授予省優質產品稱號。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俄方一次就訂貨一千五百噸!盡管格城人不必再找杜巴維克批條了,但買這種酒仍然要排隊的。如果烏洛班、安娜和瓦佳在天有知的話,他們也會為熊牌啤酒在他們家鄉受到青睞而淚飛化雨。

我到綏芬河啤酒廠采訪時,想得到更多烏洛班等三人的情況,廠長羅新華說,我們能收集到的材料你都掌握了。我說,最好能找到他們的後代,也許還有更多的故事。羅廠長關心的是效益,而不是故事。他告訴我,他們廠子已成為外向型的企業,一九九0年向俄出口二千八百噸,一九九二年出口四千八百噸,去年獲利稅一百零五萬元。他們自己也辦了邊貿公司,用啤酒換來了拖拉機、推土機、化肥,還換來鹿茸、鹿鞭等珍貴藥材。

他說,熊牌啤酒,在俄羅斯影響相當大,我陪市長到俄羅斯訪問,聽人介紹我是熊牌啤酒廠的廠長,搶著和我擁抱,把市長曬在一邊了。為了進一步擴大我們產品的影響,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日,我們廠在海參崴的果戈裏大街四百四十九號,開辦了一個啤酒館,生意相當好。今年,我們又在羅斯托夫州,就是《靜靜的頓河》描寫的那個州的巴泰斯克市列寧大街十五號,建了一個六百平方米二層樓的中國啤酒館,我們去了四個廚師,一個管理人員。賣中國菜配我們的啤酒。座席是要預約的,每天晚上都是客滿,俄羅斯人邊吃邊喝邊唱邊舞,總要通霄達旦。一月十五日開業以來,我們通過火車運去一千六百箱啤酒,用賣酒掙的錢,我們買回二十台推土機。現在我們正聯係客戶,把這二十台推土機在國內再賣出去。

“這樣,你們既掙俄國人的錢,又掙中國人的錢了!”我說。

儀表堂堂、瀟灑英俊得像個演員的羅新華廠長露出蒙娜麗莎式的迷人微笑。他要請我喝熊牌啤酒,我說在賓館天天喝。他說,還是喝吧,下次來,我們廠子可能沒了,浙江省的一家大啤酒廠已看到我們的地緣優勢和產品優勢,要把我們廠兼並掉,建一個大型啤酒廠,專門向俄羅斯出口。

我說,這很好,熊牌啤酒又有新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