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道路是他自己選擇的。他的目光向北，注視著黑龍江省天鵝展翅的版圖，注視著天鵝腹下珍珠一樣的小城綏芬河，這裏有鐵路和蘇聯相連，它和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海參崴、朝鮮的清津，正組成一個三角形，這個三角形正對著日本海，對著太平洋。二十一世紀是屬於太平洋的。趙明非決計要當綏芬河這個對中國經濟全局都將發揮作用的“棋眼”上的一顆棋子。
市委常委、副市長趙明非悄悄走進這座城市，他放下皮箱，甚至還沒有安排好一張睡覺的床，就跑進自己分管的經貿部門。在改革開放的大潮湧來時，綏芬河人比其他黑龍江人更早覺醒，然而他們是先下海而後結網的，在最初的對蘇邊貿中，他們表現出少有的勇敢和粗魯。有民謠為證：綏芬河，小山坡，人口有兩萬，“拚縫”一萬多。西裝加領帶，遍街飛摩托，手把“毛子貨”，南下唬老客，先“呼悠”海參崴，再“呼悠”莫斯科……在新興的商界中成長出一批經貿專家、也有少數人混水摸魚，亂中取利。如雨後蘑菇一樣眾多的公司，有許多因人才短缺，管理混亂，浪費驚人。趙明一1F和有關部門的同誌經過四個月的調查．分析了邊貿經營中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在市政府全體成員的會議上，他宣讀了這份報告。在這顆“愛國者”導彈而前，有人吃驚，有人臉紅，最後竟爆發一陣熱烈掌聲。在市委市政府領導的支持下，一個整頓邊貿企業的方案出台。
在調查本市經貿問題的同時，趙明非還插手 一件綏芬河一家公司被騙走一千六百二十萬元的大案。他和辦案人員十次上省，多次進京，南下深圳，又去河南，上下溝通，多方遊說，揭露騙局，終於勝訴！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在本市第四屆人代會上，三十三歲的趙明非以滿票當選為本市市長。
做為市長，比打官司要錢更為重要的任務，是要確定 一個決定本市發展方向的指導思想，製定一個切實可行的發展規劃。他和政府的同事們、經濟顧問們、本地的有識之士，通宵達旦地討論著，爭論著。當前世界的潮流，亞太地區經濟走向，本地的經濟優勢，前任所提供的經驗，他們要用這些因素構成最佳組合。經過一番思與行，趙明非已胸有成竹。他向前來視察的省委書記孫維本同誌做了彙報。孫維本同誌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思路，對省裏工作也有啟發。五月，正是冰雪化盡，青山披綠的時節。在綏芬河市政府成員會上，他做了就職之後的第一個報告―《關於形勢、目標和任務》。他在報告中指出，發展以貿易和第三產業為主體，以加工型產業和市郊農業為兩翼的外向型經濟，使綏芬河成為商品、勞務和信息的集散中心，建成多功能的國際口岸城市。人們稱這為“大鵬式”的經濟模式，綏芬河將鵬程萬裏。
趙明非帶著政府代表團走出山溝，走向遠東，他要認識自己的鄰居，也要讓鄰居認識他。一個小時，他們的車隊來到正慶祝自己一百二十五個生日的烏蘇裏斯克。在樂曲聲中，趙明非走進一間豪華的大廳，在弧光燈下，他顯得光彩照人，風度翩翩。一個卷頭發，寬額頭，深眼窩的健壯的官員並不用力地握了一個年輕的中國官員的手，露出禮儀式的微笑。他比趙明非大三歲，曾任一家經濟研究所所長，他叫庫茲涅佐夫，是濱海邊區的執委會主席，最高的地方行政官員。在市慶酒會上趙明非講話了，他講了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又講了五十年代兩國人民的友誼，再講到綏芬河和遠東的開發。他說，東北亞地區作為二十一世紀亞太地區最活躍、最有希望的經濟區．條件十分優越，我們隻能走聯合開發共同發展的道路。
在掌聲中，庫茲涅佐夫站起身，拉著趙明非的手，讓他坐在自己的身邊問起他的經曆，問他的父親是誰。趙明非說：“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倆人今天相識了。”庫茲涅佐夫在講話中讚揚趙明非“雖然年輕，但非常能幹。通過和你認識，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三月遠東的外交成功，加快了綏芬河全方位多層次開放的進程。九月之後克裏姆林宮的易主換幟令人多生疑惑。趙明非率團再訪遠東。三色旗下的遠東大地要比亂紛紛的歐州平靜得多。但商店空空的貨架，煩躁的購物長隊，已使當地領導者焦慮不安，於是他們對中國朋友表示出更高的熱情和渴望。仍然擔任要職的庫茲涅佐夫對趙明非說：中國的改革值得我們學習。現在，我們明確了這一點，發展經濟是根本。為此，我們不能排除和中國的來往。過去我們的經濟合作協議仍然有效，隻希望加快進度。
這之後，趙明非向省委和中央主要負責同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八·一九”事件，不能動搖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隻能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這是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
誰也沒有想到，新市長的第一個城市建設項目是修一座一場。他選中了一個街心公園，春天這裏栽滿綠草和鮮花，但漫長的秋天和冬天，這裏堆滿積雪和枯草，使城市顯得蒼老和雜蕪。在群山環抱的綏芬河不是缺少綠地，而是缺少廣場，而沒有廣場的城市不是一個真正的城市。他的同事同意他的意見，政府一聲令下，開來了推土機。這時全城輿論嘩然，他們不僅是要保護綠地，而是要保護小城固有的秩序和寧靜的生活，有人要上書人大，彈劾政府，趙明非走進電視台小樓，坐在演播室裏，笑容可掬地對市民們說，為什麼要修這座廣場，廣場比綠地有什麼好處，他拜托大家為盡快修好廣場提供方便。
三周後，一個平坦如鏡的廣場展現在全市人民的麵前。入夜，華燈初放，為廣場灑下一片銀白。全市人民都湧向廣場，心裏有說不出的舒坦和快感，突然音樂響起，有人跳起舞來。
中國共產黨的第七十歲生日，小城有一半人集聚在廣場上，趙明非鄭重宣布：升國旗儀式開始。市委書記紀慶福把一麵鮮紅的五星紅旗捧給武警戰士。隨著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國旗徐徐升起，在場的每一個人莊嚴佇立，臉上洋溢著從未有過的自豪。
有朋從鄰國來，他們望著中國國旗的升起，眼神莊重而憂鬱。
綏芬河成了中國大陸第二個天天升起國旗的城市。
來自北京的這個年輕人，給邊陲小城帶來一股新的思想、新的作風。他想得很遠，就是要在這裏建設和沿海開放特區相對應的沿邊開放特區。
一九九0年十月二十五日，趙明非分別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寫信，請求國家批準綏芬河進一步開放。
十一月六日，趙明非專程赴中南海向李鵬總理呈送了綏芬河市委市政府關於建立沿邊經濟特區的報告。李鵬總理指示國務院特區辦研究並提出意見。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趙明非陪同陳雲林副省長赴京直接向田紀雲副總理彙報。田紀雲同誌說，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你們邊貿形勢很好，進一步開放的條件成熟。我看，進一步開放綏芬河、黑河，現在是個機遇。
三月九日，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進一步開放綏芬河、黑河等四個沿邊城市。消息傳來，百年小城出現從未有過的歡騰。人們說，趙明非和這屆市委市政府為綏芬河人民造了一個大福，我們應該為他們立碑。
不知道，是綏芬河的鑼鼓和鞭炮聲驚動了鄰居，還是他們得到了準確的情報，在國務院批準綏芬河的消息傳來的第二天，俄羅斯總統駐遠東的代表瓦列裏·巴甫洛夫維奇·布托夫驅車來綏芬河進行工作訪問。
在北山新區，趙明非和布托夫並肩站在乍暖還寒的坡地上，俯瞰綏芬河市。他對布托夫說：國務院已經給了綏芬河特殊政策，並在綏芬河設立經濟合作區，更快地開發綏芬河和遠東。現在我們站的這片荒地，很快就會被高樓大廈所代替，您身後正在施工的地方是我們新建的市政府大樓，您麵前這片地方，不久也將建成一片工廠……
趙明非向布托夫建議，在中俄邊境外，各向後撤二公裏，然後建設一個封閉的貿易互市區，兩國人民可自由地在這裏進行貿易。中國還準備在這裏建設服務區，旅遊區。布托夫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設想，他回去後，要直接向總統彙報。
在參觀經貿大廈時，趙明非給布托夫買了一個他十分喜愛的暖水瓶和鞭炮。布托夫說，這鞭炮一半留待聖誕之夜燃放，一半在中俄邊境自由貿易區開通時，他親自燃放。
我在綏芬河采訪時，沒有見到趙明非，有人說，他到北京去跑邊境自由貿易區了。我等待來自綏芬河的鞭炮聲。
趙明非畢竟很年輕，誰也不能保證他百分之百的成功，也許有一天他離開這個城市時，人們會有這樣或那樣的評價。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他是綏芬河曆史上很有光彩的人物。
人生的舞台，總是以時代為背景。新的時代，會使每一個盡情投入新生活的人光彩照人。這個北京的年輕人在小城的經曆，也許是他人生中最精采的樂章。跟著他，許多年輕人，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哈爾濱的，牡丹江的，都來到綏芬河，他們的精采表演，你會經常看到的。
4、地久山上的廟和天長山下的樓
·一座輝煌的地方官邸
·一場平靜的革命
·一個辭官經商的潮流
“南山有個塔，北山有個廟，中間是個大通道。”綏芬河人這樣概括正在建設中的小城。南山叫天長山，山那邊是俄羅斯大地，山上的塔是電視塔；北山叫地久山，山上的廟是指新建的市直機關綜合樓。此樓其形其狀，遠看像布達拉宮，近看像人民大會堂，是我所看到的最輝煌的地方官邸。金色的琉璃瓦作頂，七層的樓身一色銀灰色的水刷石牆麵，由若幹層花崗岩台階組成步步升高的底座。樓內的裝修一律歐式風格，每層一種顏色，大廳走廊和會議室都裝有現代派抽象派的浮雕，都是哈爾濱一流藝術家的得意之作。各位書記市長的辦公室的結構和裝飾遠遠超過省城所有黨政軍首腦。他們說，我們這座大樓，對外顯示開放的中國的風貌，對內可以顯示沿邊開放的特區的風貌，就是接待外國總統，也不遜色。
據我所知，這座二萬四千平方米的大廈的二千多萬元的投資，是賣掉舊的辦公樓換來的。在綏芬河成為投資熱點之後，市委市政府當機立斷，把原來的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等機關的辦公樓賣給本地和外地的公司做買賣和發展第三產業。然後再用賣舊樓得來的錢，在新開發區建一個新的綜合辦公樓，市直機關都到新區辦公，實現全市經濟政治中心的轉移。市裏也沒有把所有的辦公樓都賣掉，他們還把市委的老辦公樓―那座全市最古老的歐式樓，留給下海的機關幹部開辦各種公司，人稱此樓為“海洋大廈”。它就在天長山下。
綏芬河的諸神歸位在地久山的廟裏，下海的幹部留在天長山下的樓裏，這中間有許多事情，我們不能不作些交待。
這些事情雖不像古希臘奧林匹亞山的諸神傳說那麼有趣，可對於解開中國機構精簡越減越多的斯芬克司之謎，還有些啟示。經濟體製改革呼喚著政治體製的改革，沒有新的政治體製為保證，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也不會長久。突飛猛進的綏芬河改革開放，呼喚著一個精幹高效的上層建築與之相適應。然而，一個隻有兩萬多人的邊境小城卻和其他人口眾多的市縣一樣，有一個龐大的上層建築，如同一匹小馬拉著一輛重車。市委副書記李寶忠介紹說，綏芬河是“四多四少”：人口少，不到三萬人；幹部多，三千一百一十人，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一點五。企業少，一百三十八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多，一百二十六家。耕地少，二千三百八十三坰土地，農業人口少，七千五百一十四人；農業機構多，十二個，管農業的幹部一百六十九人。財政收入少，一九九一年為二幹六百一十一萬元；黨政機關開支多，一九九一年機關的工資額為五百多萬元，也就是財政的五分之一，用來養機關幹部。這麼重的上層建築，綏芬河已經承受不起了，老百姓也養不起了。要說腐敗，這是最大的腐敗。再加上人浮於事，互相扯皮，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本來是領導機關，卻成了改革開放的最大阻力。
“自己的刀要削自己的把！”綏芬河市委市政府下決心，要在機構改革上動大手術，不管別人怎麼樣，一切從自己的實際出發，隻要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就要大膽幹！
一九九一年十月，他們邁出第一步，變三個鄉為一個郊區鄉，合並三個鄉級政府和管農業的九個局為一個鄉政府，機構精簡了百分之八十二，人員精簡百分之三十七。在城區，合並了物價局和工商局，撤銷了經貿委。這是綏芬河建市十多年來最大的一次機構變動，卻相當平靜，一百多個機關幹部充實到企業的基層。
一九九二年五月，他們又邁出第二步，又對經濟部門動了手術，將商業局、糧食局、供銷社、物資局、輕工業局轉變為企業，獨立核算，自負盈虧，不再行使管理企業的權力，這樣從機關中又分離出來一百多人。
市委市政府沒有就此停步，開始醞釀更大的動作。趙明非發表電視講話，《綏芬河報》連續發表三篇社論，鼓吹深化改革精簡機構：《更換腦筋順應潮流》《跳出“官本位”的誤區》《要敢於“下海”學會“遊泳”》。
“我市的深化改革已到了關鍵時刻，行政機關精簡機構，裁減冗員，提高效率已迫切地擺上日程。如何使這場改革深入發展，順乎潮流，對大多數幹部來說，首先要換腦筋。”
“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不知淹沒了多少有才之士的血淚和辛酸！他們的悲劇命運就在於把做官看成是自己成才的唯一之路，因而陷入誤區不能自拔，快走出機關大門，跳出成才的誤區，到改革的滄海中，做一個迎風鬥浪的‘弄潮兒’！”
就在人們從報上讀著這振奮人心的觀點時，又一個更驚人的消息不脛而走。
陽光初照的時刻，有一個年輕人，他隨著擁擠的人流來到綏芬河交易所廣場的中俄民貿市場的門口，掏出一元錢買了門票，進來後又在市場北側花兩元錢租了個地攤，鋪上報紙，然後把帶來的皮甲克、保溫瓶、人參蜂王漿等貨物，像模像樣地一件一件擺好，他往旁邊一站，等著買賣開張。
“快來看，市長擺地攤了！”在綏芬河沒有不認識趙明非的，轉眼工夫，人們裏三層外三層地把趙明非圍個風雨不透，有人間：“這甲克多少錢一件？”“三十元！”趙明非隨口答道。趙明非剛一報價，立刻就有好幾個人把錢遞過來。這時旁邊有人捅了捅他：“賣得太便宜了！”“那就往上調調？”正在趙明非猶豫的工夫，買主急了，趕緊把錢往他手裏塞，“行了，就這麼的吧！”說著就把甲克拿走了。
這是一條影響相當大的新聞，也是一條引起過爭議的新聞，有的新聞單位因沒發這條新聞受到批評，也有的因為發這條新聞受到批評。無論怎麼說，趙明非的這個象征性的行為告訴他的市民，幹部下海經商，無論是專職的還是業餘的，都是可以被人們接受的。
在焦灼的企盼中，綏芬河機構改革的方案一九九二年九月出台了。黨政群機構從八十個精簡到三十七個。人員從一千二百零七人，精簡到七百五十七人。有四百四十四人從機關分離出去辦公司，下企業，或個人經商。這個改革方案相當有特色，比如把組織部、人事局、勞動局合並，一夥人，掛組織部和人事局兩塊牌子；把宣傳部、文化局、廣播電視局、體委、精神文明辦合並，一夥人，掛宣傳部和社會文化局兩塊牌子；把紀檢委和監察局合並，一夥人，掛兩塊牌子（他們先走一步，現在全國都這麼辦了）；把市委、市府、人大、政協、紀檢委的辦公室都合為一個綜合辦公室，為五大班子服務，把車隊、食堂等機關服務部門社會化。這些大膽的步驟，承受來自上邊和外邊的巨大壓力，自然還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但是他們總是勇敢地邁出相當艱難的一步。
不過，據李寶忠副書記說，這是一次相當平靜的革命，幾乎沒有鬧的，沒有找的，沒有向上告狀的。而且爭著下海成了潮流。市政府的副秘書長，組織部的副部長，一些重要局的局長，都下海了，這其中還有趙明非市長的秘書，當地有名的秀才孫書林，他辭去官職，與幾個朋友辦了個八達經貿股份公司，還辦了一個武術館，他文武雙全，打一手好拳，他準備到海參崴辦一個中國功夫訓練班。我到他的公司去拜訪他。辦公室的同誌說，他到哈爾濱聯係業務去了。
我問李寶忠同誌，這次改革順利的原因。他說，最重要的是腦筋換了，“官本位”的思想市場不多了。過去都爭著進機關，爭著當官，為啥，掙幹部工資，能分到住房，麵子上也光榮。現在機關幹部這點工資，遠不如經商掙得多，我的一個月的工資，還不如個體戶一天多呢！再說，現在改革了，誰的住房都要花錢買，隻要有錢，什麼好房子住不上！說到麵子，在綏芬河最光榮的不是誰當了什麼官，而是誰又發了大財，幹成了一件大事。再一個原因，是這次改革我們對下海的幹部給予了優惠的政策，十人以上的辦公司的，授予委托代理權、免收一年所得稅。下海的幹部，保留一年工資，一次性發給本人，做經商的資金。退體的職工，加發十年基本工資，放寬年齡限製。
現在該上山的進了地久廟了，他們身上的擔子更重了，因為人少，他們要付出更多的勞動。現在該下海的，他們都進了山下的天長樓了，在經商的海洋中去拚搏，雖然日子並不消閑，但是總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盡管山上還有許多虛位已待，但是，山下的人都不想再去了，他們很珍惜自己的選擇。曹永順副書記對我說：現在留在機關裏的人是靠著黨性和良心在工作，不提高他們的待遇，還要有人下海。
綏芬河的這個潮流，是中國改革很有意義的景觀。市場經濟的發達，使社會生活變得無比豐富，為所有真才實學者提供了更多顯示才華的機會，這正像一條條渠道，會使從大江裏湧出來的水，都有自己的歸宿。綏芬河和中國正在進行的機構改革，正逢其時，大概不會再重複過去的越改越多的老路，流下山坡的水，不會再流上去了。
5、穿中山裝的“拓荒牛”
·第一個榮譽市民
·險些被趕走
·建特區也要靠人格力量第一個被授予綏芬河榮譽市民的是春龍房屋開發公司的總經理溫汝良，哈爾濱人、
這件事，是在一九九二年綏芬河市的春節招待會上宣布的。那天，全市各大機關的負責人，各外來公司的負責人，集聚在剛剛落成的本市最高的九層的春龍大廈。市委秘書長宣布，鑒於春龍公司在開發建設綏芬河的重大貢獻，經市委市政府研究決定，授予該公司總經理溫汝良榮譽市民稱號。隨即市長趙明非把大紅的證書捧交給溫汝良。他在熱烈的掌聲中說：“謝謝綏芬河人民給我這麼高的榮譽，這絕不僅是我個人的榮譽，而是我們哈爾濱人的驕傲。我們春龍的建設者們將同綏芬河人民一道，以拓荒牛的精神，把綏芬建成祖國北疆的明珠！”
“真是此一時，彼一時！兩年前我們差一點讓人家從綏芬河攆出去！”溫總不想炫耀現在的光彩，他是從走麥城談起的。溫總不像我們常見的大老板那麼用諸多名牌服飾包裝自己，一身舊式的中山裝，一雙老式舊皮鞋，剛過五十，已兩鬢白發，寬邊眼鏡後閃著學者式的深邃目光。
溫總所領導的春龍房屋開發公司，隸屬於哈爾濱市科學技術實業開發總公司，溫總是總公司的副總經理兼總工程師。當綏芬河剛在解凍中蘇醒，溫總他們就來到了這片土地上，一條與俄羅斯相通的鐵路，逐漸繁忙的貨場，越來越多過往的客商，城市冷靜稀落的建築，因吃不上住不上的聲聲抱怨，透過這一些現象，溫總已看到綏芬河住房發展的遠景和房地產開發的巨大潛力。
他和總公司領導當即決定，在綏芬河成立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這正如在空蕩蕩的棋盤上，選擇最有利地勢，先點上一子，以便日後擴大更大的事業。於是，一九八六年十月，他們在綏芬河注冊成立的春龍房地產開發公司，成為第一個進入小城的建設開發公司。起步時機不錯，然而進展並不遂人意。一九八九年總公司投資五十萬元，開發一、二、三號樓，共計九千平方米，準備建商品樓，然而當時綏芬河還沒有成為熱點，買房子的單位寥寥，未能提前收回預售款。因資金緊缺，管理又跟不上，這樣一號樓開不了工，二號樓剛剛拱出地麵，三號樓剛建二層無法封頂，沒有辦法，公司又硬著頭皮貸款五十萬元，又幹了一年，還是扔下一片半截子工程。這下子“春龍公司”成了那座似乎永遠也蓋不完的大樓的代名詞。路過行人指指點點，有關部門後悔當初讓他們動工，春龍人抬不起頭來。
這時溫總又和總公司領導來到綏芬河，對春龍最後的命運進行裁決。主張上馬和主張下馬的兩種意見爭論不休。下馬論者說，綏芬河建設條件太差，房地產開發前途不好，若不盡快撤出，會越陷越深；上馬論者說，主要問題是管理跟不上，前途肯定是有的，若不堅持幹下去，將來會後悔。老溫是上馬論者，經過反複爭論，他的意見占了上風。總公司當機立斷，由溫汝良同誌掛帥，重整旗鼓，堅持幹下去。老溫笑言道：“解鈴還要係鈴人！”
老溫對受命於危難之中，並未覺得十分為難。他這半輩子雖不說曆經磨難也算是飽經風霜。他一九六四年畢業於哈爾濱建工學院工民建專業，先分配到遼寧一家設計院，“文革”中受到無端迫害，最後淪落到街道建築隊伍，砌磚抹牆的活兒他都幹過，還正兒八經地考了個五級工，後來又搞設計，又當工頭，逐步成為哈爾濱有影響的建築企業家，在過去的十年裏，他指揮的施工隊伍拿過兩塊銀牌，一個全優樣板、五個全優工程。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他這一輩子就想實實在在幹幾件事。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八日，是一個雪後初晴的日子，溫汝良帶著他挑選的八個人代替了原來十六人的領導班子，開始重整河山。蓋半截子工程比新開工程都難。溫總和他的部下們，望著這被殘雪覆蓋呲牙咧嘴的殘垣斷壁，望著這雜亂無章的工地，商議重新起動的辦法。他和班子的同誌都住進工地，要求來自哈爾濱的一百多個建築工人團結得像鐵板一塊，咬緊牙關，一定把工程搞上去。不改變麵貌，我們誰也不回哈爾濱！他還提出一個相當浪漫的口號：用開荒牛的韌勁開拓閃光的邊城明珠，以坦蕩的胸懷笑迎跨世紀的嚴竣挑戰！經過一番發動，在冰天雪地中兩個老工號開始續建，春龍大廈的工程正式開工。
然而這三個工地原來的動遷戶，還是不相信春龍有回天之力，他們連續到市政府上訪，施加壓力。有關領導三次在大會上點溫妝良的名，聲言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早點走，給我們綏芬河人讓地方。一個封閉長久的小城說說開放容易，真做到大家都心悅誠服地歡迎外地人來掙他們的錢談何容易！大大小小的部門，除了戴黑袖標的人外，都來管他們，都來向他們要錢，稍不隨意，就要給他們摘牌子。三天兩頭就來查驗身份證，說是邊境地區，防止敵特，有時無端地抓人―這裏還以階級鬥爭為綱呢！溫汝良上下周旋著，穩定著隊伍，保護著職工。 一次在勸解無理取鬧的動遷戶時，溫總竟被打傷。他憤怒了，找到了市最高負責人，公安局長領著有關人員來賠禮道歉，事情才算了結。在排除幹擾的同時，溫汝良領著他的隊伍進行最後衝刺式的奮戰，他們要贏回信譽，爭得尊嚴。經過十個月的努力，他們完成了三個工號的工程，當地最大最高的春龍大廈在市中心最顯赫的地方聳立起來，頂在大樓最頂端的“春龍大廈”幾個字，綏芬河的每一個人都能看見，他們不得不對春龍人刮目相看了。“別說，這幫人還行：”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春龍大廈舉行竣工典禮儀式，來自國務院商業部的領導，來自省和哈爾濱的領導為大廈剪彩，在鞭炮和鑼鼓齊鳴時，有人注意到溫汝良的眼裏閃著淚光。一年前．也是這一天他們來到綏芬河的。他選擇這一天做為典禮，是想告訴綏芬河人，他們開創了這片土地上當年開工當年竣工一座最大的大廈的曆史。當然幾天之後，綏芬河市委市府選擇在這裏開招待會並授予溫汝良榮譽市民稱號，也絕非偶然，他們在向溫總和他們公司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