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奔流 第五章 綏芬河-不息的河
綏芬河這座祖國東北邊陲的小鎮，本世紀初，還是嬰粟花盛開的地方。逃難避荒的人，在這裏種鴉片、挖人參、割鹿角，過著遠避塵市的生活。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一紙《中俄密約》，大山那邊沙俄輕而易舉地奪取了在中國領土修築中東鐵路的特權。一八九八年，劈山開路的爆炸聲首先撕裂了這八十多戶的小村田園詩般的圖景，接著兩條利劍式的鐵軌從異國的山洞中爬出，凶殘地插進遼闊肥腴的東北大地。一九〇三年，中東鐵路通車，海參崴為第一站，排列到這裏為第五站，這裏沒有什麼可做稱謂的地方，隻好借用幾十裏外的一條小河綏芬河命名。
綏芬河這個因被沙俄強暴而降生的混血兒，畸形發育起來。這裏成了中俄鐵路的連結點和商品集散地，日本、英國、法國、美國等十九個國家的商人紛紛湧入，在這裏開店辦廠，把中國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變成他們錢包的日元、美鈔、英鎊。為這些外國商人服務的旅店、飯店、茶館、妓院也應運而生。到一九二六年彈丸之地的小城商戶竟有四百九十家，各種作坊四十六處，人口達七、八萬人。一時間，小城樓房林立，五顏六色的各國旗幟隨風飄展，“東方旗鎮”之稱揚名遠東，成為中東鐵路上與哈爾濱、海參崴一線相連的“國境商都”。哥薩克馬隊卷起的煙塵和日本浪人的嚎歌，朝鮮妓女的哭泣在小城編織出苦澀的浪漫。
百年小城，有幾多興衰榮辱，也飽嚐了世態炎涼和酸甜苦辣。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進小城，口岸關閉，鐵路中斷，小城頓時蕭條、衰落。一九四五年，蘇聯紅軍光複小城，鐵路開通，口岸開放，這裏成為中蘇經濟合作的通道，小城再度繁榮。六十年代中蘇交惡，口岸萎縮，重兵相加，這裏成了劍拔弩張的前沿陣地。人員疏散，經濟蕭條，小城像風中的殘燈。
八十年代春風又度，中蘇和解，小城略感暖意。一九八四年那個難忘的夏天，胡耀邦在停在綏芬河火車站的專列上對綏芬河的人說，中蘇要友好，以下促上，邊貿要發展，我當你們的後台。一九八九年也是一個難忘的夏天，李鵬為綏芬河人寫下了幾個大字：“對外貿易的窗口，中蘇友誼的橋梁”。
綏芬河迫不及待地跨進了一個新的時代。一九九二年三月，鄧小平同誌那個著名的南巡談話和國務院批準綏芬河和黑河、滿州裏和琿春四個沿邊城市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喜訊一起傳來，綏芬河響了一夜的鞭炮，綏芬河人歡喜若狂。
一年後的這個三月，當我走進綏芬河時，不得不驚呼小城神話般的巨變。整個綏芬河成了大工地和大市場。在過去的一年裏，五十四萬平方米的建築物在小城的山窩裏、山坡上像森林般地拔地而起，超過了建市十八年來所有建築麵積的總和，也就是綏芬河人一年又建了一個綏芬河！
去年全市共招商引資十點六億元，到位資金五點五億元，其建設發展速度已大大超過深圳起步時的速度。去年全市對俄貿易額三點一九億瑞士法郎，超過上年一個億；去年全市財政收入五千六百一十一萬元，是上年的一點二倍。專家們說這屬於超高速度。
街上所有蓋好和沒蓋好的建築臨街的房屋都成了向中國人賣俄國貨向俄國人賣中國貨的花花綠綠的商店，從早到晚都是熙熙攘攘，人聲鼎沸；小城所有星級準星級沒星級的飯店賓館旅社小屋都住滿了外國的中國的南來的北往的客商。有的人為一筆出色的生意在卡拉OK舞廳裏晝夜狂舞；有的人為久不過貨而在酒吧裏借酒澆愁；有的人為辦不上出國護照或得不到簽證而四處求人
通往綏芬河的公路上，流動著像羊群一樣來自福建石獅河北白溝遼寧西柳哈爾濱中外民貿市場的大貨車。綏芬河的街頭上，湧動著像魚群一樣背著鼓鼓的塑料編織袋的俄國人……
綏芬河是不息的河，是流向遠東的河，是流向太平洋的河。
綏芬河像旋轉的萬花筒，我要把你看個仔細。
I、推開寂寞蒼涼的山口
·醒得最早的人
·鄧小平同誌批準的訪問
·率先進入小康的城市
十年前，綏芬河還是個清幽幽的小城。
“那時候，街上是素淡、寧靜、寂寞的。每一座小樓寂寞，每一個人寂寞，連小黃花也是孤獨地開在秋天的山崗上，寂寞地迎來十月裏第一場雪。”小城的女作家嘉男曾有過這樣的描寫。
小城人保持著農民早睡早起的習慣，每天天剛蒙蒙亮，就有人起來，或收拾房前屋後的園田，或在街上跑步，活動筋骨。每天起來最早的是火車站的老站長徐君術，他像火車到站一樣準時。
今天，徐君術格外的高興，他步伐輕快，不時和迎麵的小城人打著招呼，臉上掛著少有的微笑。幾天前發生的事情，是他這一生最值得紀念的日子。那是一個清晨，一趟專列緩緩開進綏芬河車站，他和市委書記劉源東、市長劉海濤被叫上專列，站在門口迎接他的竟是總書記胡耀邦。他要趕回北京接見外賓，隻好在行進的火車上和他們見麵，他仔細地向徐君術和“二劉”詢問蘇聯的情況。不知不覺一個多小時過去了，專列到了穆棱站，他們要下車了，胡耀邦和他們合影，還特意把徐君術叫到他的身邊……。和徐君術一樣早起的，還有市委書記劉源東。作為綏芬河第四任市委書記劉源東和第六任市長劉海濤，他們住在一道之隔的兩座本市最古老的歐式小樓裏，心都想到了一起。進入八十年代，冷戰開始結束，中蘇敵視的濃霧開始變淡。他們為沿海開放的信息所鼓舞，迫不及待地要打開封凍了二十多年的北大門。他們沒有等紅頭文件，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鬥膽地恢複成立了中蘇友好協會。幾天以後，他們以中蘇友好協會的名義，舉行一九八四年元旦電影招待會，邀請蘇方駐綏的五位鐵路員工參加，一起觀看電影《喜鵲嶺春歌》。
兩個月後，同綏芬河毗鄰的波格拉尼奇內區對這隻報春的喜鵲做出反響，他們也成立了蘇中友好協會，不過還有些矜持，他們說：“我們成立這個組織，全因為綏芬河有這樣的組織。”無論怎說，總算有了互相溝通和聯係的橋梁和紐帶。綏芬河中蘇友協發出邀請，一批批友協會員姍姍而來，綏芬河街頭上飄動著俄羅斯的花裙子和紅領帶。
波格拉尼奇內區有更大的動作，他們邀請綏芬河中蘇友協的領導人參加本區的“五一”勞動節慶典。此事非同尋常，綏芬河市委、市政府忐忑不安地給上級打了報告，這份報告從綏芬河轉到哈爾濱，從哈爾濱轉到北京，不知經過多少周折，轉到鄧小平同誌手中，他親自簽發，同意應邀出訪。據說，這是中蘇和解之初的第一次地方民間友好訪問。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以綏芬河市中蘇友協會長劉海濤，副會長徐君術為正副團長的六人代表團，乘火車爬上一個山梁，穿過一個山洞，來到波格拉尼奇內。第二天，他們被請上“五一”慶祝會的主席台，全場長時間地熱烈鼓掌。山水相連的兩個城市的領導人的手握在一起。結束過去，放眼未來。我們都是地球村的公民。
聰明的綏芬河人要為自己的現在行動和以後更大的行動找出曆史的源頭和理論的依據。於是，他們和省裏理論界的專家們相呼應著開始了對中蘇邊貿曆史和未來的研究。他們打開掛滿厚厚的灰塵的中東鐵路開發史和綏芬河的百年史，曆史的紋路竟清晰可見，隻有這八個字：開放則興，封閉則衰。他們又請出我們馬列主義的祖師，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
綏芬河開放理論的奠基人，是現任市委副書記曹永順，當時他是市委政研室的幹部，因他是小城學曆最高者，被人稱為“曹大學”。“曹大學”的第一篇論文《關於綏芬河對蘇開展邊境貿易的初步探索》，發表在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省社科院辦的《城市經濟研究》雜誌上。論文發表後頗為引人注目。劉源東驚喜地在論文首頁批示：“從速打印，送五個班子領導傳閱後提出意見。”同時建議把淪文列為市委第四次全委擴大會議傳閱文件。
“曹大學”的觀點很快變成綏芬河人的共識，他們注意到，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全世界除了一個“新技術革命”的挑戰外，還有一個“太平洋”的挑戰。世界經濟發展中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區轉移，各國都要在亞太地區插上一腳，為今後的競爭奪得有利地位。蘇聯也把遠東地區做為經濟發展的重點。綏芬河正處於這一激烈競爭的地區，我們不能無動於衷！
外國人比綏芬河人明白得更早。
一九八四年初，蘇聯駐華使館商務參讚專程到綏芬河考察口岸和國際聯運功能。
也是一九八四年，不甘人後又更加務實的日本人，進行了一次日本集裝箱經日本海在蘇聯納霍特卡港登陸，再用火車經綏芬河運到哈爾濱的國際聯運試驗，探求一條歐亞海路運輸的最佳路線。
對世界上什麼地方什麼事情都關心的美國人也來了，美國駐華的武官、商務人員和休斯敦大學的兩名教授，一起來綏芬河考察中蘇關係、口岸建設和邊境貿易。
加拿大人、法國人、德國人、韓國人都來了。
綏芬河人不能再等待了，在得到胡耀邦的尚方寶劍之後，劉源東和劉海濤決意要加快對蘇開放的步伐。
於是在這樣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劉源東找到了“外交部長”徐君術。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老站長徐君術代表中蘇友協會長劉海濤，乘坐鐵軌道車，給波格拉尼奇內人民送去一千斤西瓜。經過雙方一係例的試探性行動之後，伴隨著中蘇關係微妙而有節奏的變化，綏芬河人終於打開了對蘇開放的大門，波格拉尼奇內人也打開了對中國開放的大門。這正是我們共同企盼的。我們分離得太久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新任市長紀慶福帶領中國地方政府第一個邊境貿易代表團訪間蘇聯遠東濱海邊疆區。在格捷闊沃車站，蘇聯人像歡迎凱旋的英雄一樣，歡迎中國的第一個貿易代表團。在龐大的軍樂隊伴奏下，濱海邊疆區執委會副主席羅仁克陪同綏芬河政府代表團乘坐四輛轎車在三台警車前導下，直奔遠東名城海參崴。
十月二十七日，紀慶福在《中國黑龍江省綏芬河市和蘇聯濱海邊疆區波格拉尼奇內之間進行換貨貿易議定書》上簽字，第二天，雙方又簽訂了《中國向蘇聯和蘇聯向中國直接換貨的第（1)號協議書》。至此，綏芬河人終於推開東北寂寞蒼涼的山口，讓物流，讓人流，讓友誼之流像春風般自由地飄蕩，像河水般自由流淌。在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可能把人類永遠隔絕。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三日，晨曦微露，綏芬河寧靜的火車站，忽然車水馬龍，鼓號齊鳴。六十七個綏芬河農民兄弟，代表他們這個小城、代表自己的祖國，到另一塊毗鄰卻又陌生的土地上，去播種友誼。綏芬河人，就是這樣走出了自己的家園，走出這個小山溝，走向了精采的世界，開始了一次偉大的進軍，他們收獲的絕不僅僅是西瓜、黃瓜、大頭菜和西紅柿，他們得到的是一個新的太陽。
今天，當我和市委書記紀慶福說起綏芬河實現曆史的跨越的時候，仍然十分激動。他說，這首先是因為我們趕上了一個好的機遇，我們隻是抓住不放了。省委、省政府又及時地把我們推上新的起點，一九八八年五月確定我們為通貿興邊富民試驗區，去年國務院又批準我市為沿邊開放城市，賦予我們許多優惠政策。這幾年李鵬、喬石同誌及省委、省政府領導多次來指導我們的工作。我們隻能乘勢而上，以超常規的運行，實現沿邊開放的戰略，盡快把綏芬河建設成國際性的大通道、大市場、大商業都市。
紀慶福沒有回避他們麵臨的問題和困難。這個固定人口隻有四萬人的小城，現在流動人口達到五六萬，因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還一時跟不上，外來人員吃飯難、用水難、住宿難的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再加之一些部門和工作人員為客商服務的思想還沒有確立，因此不愉快的事情經常發生，外來人的抱怨、指責和批評都是可以理解的。現在市委市政府正全力抓基礎設施的硬件和端正服務思想的軟件建設。火車站和編組站在擴建，電話在增容，通往牡丹江和哈爾濱的公路在動工建設二級公路，新的電廠和水庫也在上馬。現在最大的困難是資金和人才的不足。綏芬河已成為全國投資的熱點，去年已到位資金五個多億，我們歡迎更多的中外客商來投資，我們歡迎更多各方麵的人才在綏芬河大展宏圖。深圳是靠全國的精英建設的，綏芬河當然不能隻靠自己這四萬多人。
在中國眾多封閉落後的沿邊城市，綏芬河是最先向貧困挑戰的，他們最近提出，在黑龍江省他們要率先進入市場經濟，要率先按著國際慣例運行，要率先成為富裕起來的地區。其實這最後一條，他們已經辦到了。這個城市個人儲蓄額為全省之冠，再看看滿街跑的新摩托，家家新蓋的小樓，有的家買了轎車，就可以肯定綏芬河人已提前進入小康了！
從貧苦到小康，這是一個時代和曆史的跨越，隻有我們擺脫閉關鎖國的枷鎖，隻有從姓社還是姓資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千百年的夢想才能變成現實。小城人和中國人民一道已走過了從覺醒到奮發的道路，他們已經掌握了自己的命運，看到了祖國的美好未來，他們不會停下來而要勇敢地走下去。
2、人人要當大老板
·要錢的財神爺成了掙錢的財神爺
·“和平演變”得越富越好
·“老馬列”擺貨攤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有一個豪華車隊，在警車的前導下，沿著蘇聯濱海邊疆區的高速公路，向海參崴急馳而去，在所經過的城鎮村莊，都有俄羅斯人向插著中國旗的轎車招手。
陪同紀慶福市長，坐在轎車裏的還有兩位綏芬河政府代表團成員，一個是年輕英俊的副市長蔡凱夫，一個是粗壯結實的市邊貿公司總經理倪連才。他們望著窗外紛紛墜落的紅葉，飽覽西伯利亞的迷人秋色。這兩位都是綏芬河乃至全省對蘇邊境貿易界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在我這篇報告文學中，是不能不寫到他們的。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倪連才對這一天記得很清楚，市裏召開慶祝建市十周年大會，會後劉源東書記找他談話，說市委市政府經過反複醞釀，請他出山，擔任剛剛建立的邊貿公司總經理。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倪連才是最早的下海者，在遠東廣大的市場中，他如魚得水。在老大哥們還沒有覺醒，還沒有學會做生意的時候，他更容易得手。中蘇雙方產品的互補政策變成了商品的互補性。普通的暖水瓶、化妝品換來農民急需的化肥；神奇的“充氣大衣”（羽絨服）換來“莫斯科人”小轎車。倪連才憑著他的誠懇實在獲得俄國朋友的歡欣，他又憑著自己的精細和果斷在商戰中長勝不敗。
在那次和紀慶福市長訪問海參崴之後，倪連才領著他的公司在海參崴搞了一次聲勢很大的展銷會，接著年輕而富有經驗的副市長蔡凱夫，和他一道和濱海邊疆區消費合作社做成一筆又一筆的易貨貿易。最初的談判是艱苦的，對方不知道基本的貿易常識和國際比價，他們一邊教對方怎麼談判，一邊和對方談判。最長的一次談判，進行了四天五宿，他們是半睡半談的。
當時出國談判是要到北京辦護照的，他們沒有那麼多時間，中蘇友好協會會員證，是他們出入境的“路條”。
為了吸引更多的蘇聯客戶，蔡凱夫倡導，一九八八年綏芬河舉辦了第一屆元宵節邊貿洽談會。幾百名來自蘇聯各共和國的客商欣然赴會。這便是黑龍江省最早的“文化搭台，經貿唱戲”。
皓月當空。一顆顆曾經用於軍事的信號彈騰空而起，無數束禮花飛上天空，在春雷般的爆炸聲中紛紛落下，像天女撒花，像高山飛瀑。隨著一陣又一陣的鑼鼓聲，綏芬河人湧上街頭，幾千人組成的穿著民族服裝的秧歌隊，手提著燈籠，在街上狂歡。蘇聯朋友也擠上街頭扭秧歌，看禮花，放鞭炮。當然這都是在洽談會貿易之後舉行的。收獲最大的是倪老板，這一次他就定了三千多萬瑞士法郎的合同。高興之餘，他多喝了幾杯酒，借著酒勁，他的秧歌扭得相當瀟灑。
從這一年開始，倪老板領導的市邊貿公司年年利稅超千萬，而且發展成下設幾十個分部的聯合公司，成為全省最大的五家邊貿公司之一。一九九〇年在全國五百家進出口大型企業中排行第九十九。邊貿公司成了全市財政的支柱，倪老板成了綏芬河首席老板。
一九九一年倪連才被選為綏芬河市副市長，接替他擔任公司總經理的是消瘦幹練的欒貴書，他曾在一個縣裏當過主管工業的副縣長，具有豐富的經濟工作經驗。他已把公司發展成全省最大的邊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去年簽約額五億三千多萬瑞士法郎，實現利稅二千六百五十九萬元，占全市利稅的百分之四十多。他們花四百萬元買下新蓋的市委辦公大樓為自己公司官邸，顯示出超凡的實力和氣魄。全市政治中心的市委大樓變成經貿中心，這是一條意味深長的新聞。
因為和倪連才是老朋友，他來賓館看我，說起他和他們公司的發家史，他說那已是昨日黃花了，現在大公司大老板多得很，他已不像過去那樣聲名顯赫了。現在綏芬河是“十萬才起步，百萬才上數”，可到底有多少百萬元戶，誰也說不清。“到處是市場，家家開公司，人人當老板。”這大概是綏芬河現狀的寫照。
倪連才幫我算兩筆帳。現在綏芬河有一千多家外貿公司，一千二百多家內貿公司，四千多家個體戶，還有許多沒有登記的零散經營者和業餘經營者，那麼兩萬多人的綏芬河，就有近半數的人從事商業工作，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做買賣。還有一筆帳，現在全市每年的貿易額為九個億，如果有一萬人做買賣，每人就做九萬元的買賣，按百分之十利潤算，一年下來就是九千元。這當然還不算以旅遊者身份，背著幾大包裝有中國商品的編織袋到格羅捷闊沃“倒大包”的。
老倪說，現在綏芬河個人做買賣的，分這麼幾個層次，資金雄厚的，自己辦公司的，可以掙大錢；自己沒有錢，但有本事，有門路的，可以當經紀人，幫人家“拚縫”，可以掙巧錢；肯吃苦，不怕冒風險的，可以去“倒大包”掙暴錢；既沒有資金，也沒出路，也不敢冒險的，可以把自己的房子租給外地開辦公司、開辦事處，也可以掙穩錢。這些條件都不具備的，可到市場和街頭擺攤，也一樣掙錢。卜幹這種活的多數是外地人。當地流傳一句話：“在綏芬河掙不著錢，不如回家抱孩子！”其實在家看孩子，也掙錢。綏芬河的青年婦女，都出去掙錢，雇一個看孩子的每月要一百多元。別說看孩子，養狗都掙錢，從俄羅斯倒過一對小洋狗，精心喂養，培養愛情，繁育後代，一對好狗的市場價格幾萬元！
商品經濟是個海，它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是個吃人的洪水猛獸，每個人都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顯示自己的才能。商品經濟又是一個學校，它會讓我們學到各種“遊泳”知識，也許要喝幾口水，可沒有發現誰會淹死。
綏芬河人確實富起來，最重要的是思想觀念變了。現在在綏芬河，任何地方的話題都是怎麼賺錢，怎麼賺大錢，市場的動態，貨幣的比值，俄羅斯的政局，是他們時刻關注的問題。慢悠悠的小城變得急匆匆了，辦什麼事人們都講效率了，過去沒什麼事，機關裏也天天打麻將，現在已經沒有工夫了。學習氣氛濃了，個體戶都上夜校學俄語，因為會俄語能多掙不少錢。有遠見的花幾萬元把孩子送到海參崴學習。深夜燈亮得最久的，不是舞廳，而是夜校。俄語學習班，經貿學習班，財會學習班，經久不衰，人滿為患。賓館服務員，出租車司機，擺攤的小販，手裏都有一本翻爛的俄語日常用語手冊。和黑河一樣，綏芬河也是大陸上使用外語比例最大的城市。
“和平演變得人們越富越好！”老倪陪我吃飯時，口出高論，令我一驚。他說，蘇聯“八·一九”事件後，有人提出要反和平演變，說綏芬河已經演變了。我說蘇聯我幾乎跑遍了，很有實力的國家，就是因為經濟上不去，人民生活沒搞好，結果變了，國家散了，人民怨聲載道。如果說，現在我們這麼搞經濟，搞開放，人民都富起來了，是和平演變的話，那就演變吧，演變得越富越好！
“去看看吧，黨校校長，老馬列，都去擺攤了！”老倪向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采訪線索。在綏芬河最大的有四千平方米營業麵積的青雲市場四樓的一個角落裏，我找到了由離休的市委黨校校長張培勤和他的老伴市委統戰部離休幹部薑謙莉經營的一米長的攤床。老張和老薑都是小城知名的文化人士。老張一九四八年參加工作，當過小學校長，市委學習室主任，一九八三年開始當市委黨校校長，一九九一年離休。老薑當過小學校長，還當過市文化館館長。老張出去進貨沒有在場，老薑說，我們是被趕下海的。兒子在哈爾濱工作，讓我們在青雲市場給他同事的兒子租個床子，小夥子幹幾個月，掙不少錢，上日本留學去了，床子就閑下來了。孩子們說，你們離休了，整天在家閑著，還是出來活動活動，就租這個床子接著幹吧。沒有辦法就幹起來了，像我們這樣身份，開始還真不好意思，精神壓力很大，後來看市長也出來擺攤了，許多機關幹部都下海了，我們也坦然了。孩子們幫助我們湊了二千多塊錢，進了三四十種小百貨，主要向俄國人銷售，多的時候每月掙一千多塊錢，少的時候每月掙八百元錢，剛夠交租金的。不管掙多掙少，我們都很高興，每一天早上八點鍾來上班，下午四點鍾下班，一天到晚有點營生，精神狀態挺好，每月還給國家交八百元錢，也是做貢獻了，也算餘熱利用了！
老薑回憶說，一九六二年她當小學校長時，一個教師每月工資三十元五角，家庭生活很困難，他跟我說假期要到建築工地幹點活，掙點錢，我也拿不準，向上一請示說不行，那個教師落淚了。現在一想起來，心裏還難受。那個時代太左了，還是現在改革開放好！
3、北京來個年輕人
·“總設計師”要他無私無畏
·他以滿票當選市長
·他和俄羅斯總統代表站在一個山坡上
一九八九年，中國難耐的酷夏，北國卻是春天般的涼爽。這一天中午，隨著亂哄哄的人流，從哈爾濱到綏芬河的火車上，走下一個穿黃軍裝的年輕人。沒有人特別注意到他，當然小城人也不會想到這個臉色白淨，眉清目秀的年輕人，將對他們這座城市的命運發生相當大的影響。
因為年輕，他過去的經曆並不顯赫，簡單得隻有幾行字：一九五七年生在長沙，高中畢業當過工人，後考入西南政法學院，畢業後分配到中央的一個部當秘書，當處長。在不長的人生中，有這麼兩幕，剛剛在他的眼前閃過：橘子洲頭，湘江之畔。一個軍人，一個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入黨後來又成為某抗日根據地創始人之一的軍人，把自己剛剛學步的兒子擁進湘江，孩子的媽媽驚叫著，軍人哈哈大笑：“淹不死的，這樣才能學會遊泳！”
幾天前，在北京一個綠蔭濃濃的小院，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誌對他說：
“聽說你要下去，這很好。我送你一句話：無私無畏。不要總考慮自己的利益，隻要為黨為公，人民總會理解你的。要和群眾打成一片，要多和群眾交朋友。年輕人不要怕吃苦，幹工作是累不壞的，但注意不要生病。”
這位老人很重要，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外國人叫他“打不倒的小個子”，中國人稱他為“總設計師”。他把這位前輩的話記住，特別是那句“無私無畏”和他的名字“趙明非”中的明辯是非，正好組成很有意義的一句話。他把“無私無畏，明辯是非”這幾個字寫在一位畫家送給他的《鍾馗仗劍圖》上，這幅畫隨他北行將一直掛在他的案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