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牧
徐城北同誌送來了他即將出版的有關京劇藝術的評論集《京劇100題》書稿，並且謙遜地要我在書前寫幾句話。我幾經躊躇，最後還是高興地答應了。我願意在他這文筆生動而又頗具見解的著作前麵談一點觀感，決不是因為我敢於以京劇行家自命，自以為能對京劇藝術的現狀及其命運說出什麼有價值的意見來，也不是由我對這本著作中所觸及的有關京劇藝術規律的許多問題有什麼研究；而主要是由於一個原因——我覺得這是一本很有趣味的書，一本能夠引人入勝的書，一本能夠告訴讀者許多知識、又能啟發讀者對於我國民族文化的塊寶——京刷藝術的發展和振興進行思考的書，一本對於關心京劇藝術的無論“內行”或“外行”都很有用處的書。
現在，當大家都在關切著戲曲藝術（特別是京劇和昆曲藝術）的現狀和發展的時候，人們談論得最多的，是京劇藝術的所謂“危機”問題。因此才有“振興京劇藝術”的說法（也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作法）。我認為，京劇藝術作為一定曆史時期的社會條件的產物，有自己的從發韌、形成、完善到成熟、興旺與繁榮的過程；在短短的一百五六十年的時間裏，在出現了幾個高峰時期以後，京劇終於使自己發展成為一種具有自己獨特民族色彩、藝術特征和極其豐富多樣的表演體係的戲劇藝術，為中國的藝術發展史書寫了光輝的一章。這一點，可以說是無可否認的，也是為舉世所公認的。就連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萊希特這樣的藝術大師，在欣賞了以梅蘭芳為代表的京劇表演藝術以後，也不得不承認京劇在他們眼前展開了一個新的藝術世界，甚至認為他們終於從一種戲劇形式——京劇當中發展了最高超的最理想的藝術表現方法。我對於這一點，是能夠充分理解的。我的生活經曆，我的文化教養，我從幼年時期起就生活於其中的文化氛圍，使我從少年時代起就毫無困難地感受了京劇藝術的魅力，並且多年以來樂此不疲。因此，無論從感情的角度或是從理性的角度，我都不認為作為一種無可取代的藝術形式的京劇，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甚至會使自己瀕於消亡的“危機”。
當然，我也必須承認，正如同人類文化史當中出現的許多藝術現象，京劇，也像許多別的藝術形式一樣，在曆史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新的社會條件和新的文化潮流麵前，遇到了許多新問題、新矛盾和新課題。當代的現眾，早已不是當年的觀眾，“滿城爭說叫天兒”的時代早已過去。麵對著正在建設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及其文化的廣大人民，京劇和其他具有古老傳統的藝術形式（比如繪畫等造型藝術）一樣，產生了一個如何使自己長久以來形成的藝術豐采如何為新的時代、新的群眾所熟悉、所理解、所接受的問題，也產生了一個如何根據自身的藝術規律發揮己長、以便更好地為億萬人服務，滿足他們日益增強、日益提高審美需求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京劇藝術所擔負的任務，就不隻是一個如何更好地繼承前輩的精美的藝術遺產並使之免於衰微的問題（這當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而更為迫切的，恐怕還是一個如何使自己更好地發展、更加切實地提高和改革創新，以便更容易為當代廣大群眾（他們是八十年代的群眾，早已不是三四十年代的群眾）所接受，並通過自己獨特的藝術魅力來博得人們的喜愛和讚賞的問題。京劇不能甘於使自己嬗變成為一種“博物館藝術”（當然，有一部分京劇劇目恐怕隻能作為“博物館藝術”而存在下去，這也是必然和必要的），它應該使自己向時代、向廣大群眾更加靠攏；它應當使自己在提高當代人民的文化素質、思想境界和審美水平方麵更加有力、更加富有成效地發展自己的能動力量藝術感染力量。它不但不應當使自己遠離時代，而應當更加自覺地使自己麵向時代，麵向正在建設兩個文明的中國各族人民。使我們感到慶幸的是，雖然我們並不滿足，我們還是看到了這樣的事實：有許多包括了幾代人的不同年齡的京劇工作者在這方麵畢竟還是做出了大量令人欣悅的貢獻和成果，我深信，還必將有一代又一代的京劇工作者會沿著這一方向繼續走下去，進行他們艱辛的藝術實踐和藝術探索。那種孤芳自賞、固步自封、停滯不前的態度，注定了要為曆史所摒棄的。對京劇曆史上出現過的許多藝術大師所遺留下的珍貴文化財富；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把它們繼承下來和保存下來；如果聽任這些寶貴的藝術經驗被曆史所淹沒，將是我們的一個不可寬恕的過失。但是，我們的繼承，是為了更好地發展，使它們變得更完美，更豐富，更能富有時代色彩。那種用欣賞古董的思古幽情來看待京劇藝術的態度是不可取的。那種把前人創造的藝術流派看成是隻供臨摹的對象的態度，也許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是必要的，但這種作法決不應當成為發展京劇的方向；否則，這種作法隻能夠導致京劇藝術走向退化和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