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的前例如和我們自己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了：
這兩種運動合起來便能夠互收效益，分開來定要兩敗俱傷。所以《詩刊》的誕生剛剛在鐵獅子胡同大流血之後，本是碰巧的；我卻希望大家要當他不是碰巧的。我希望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熱血要流在天安門，流在鐵獅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筆尖，流在紙上。
同是一個熱烈的情懷，犀利的感覺，見了一片紅葉掉下地來，便要百感交集，“淚浪滔滔”，見了十三齡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漿子，反而漠然無動於衷。這是不是不近人情？我並不要詩人替人道主義同一切的什麼主義捧場。
因為講到主義便是成見了。理性鑄成的成見是藝術的致死傷；詩人應該能超脫這一點。詩人應該是一張留聲機的片子，鋼針一碰著他就響。他自己不能決定什麼時候響，什麼時候不響。他完全是被動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詩人做到了這個地步，便包羅萬有，與宇宙契合了。
換句話說，就是所謂偉大的同情心——藝術的真源。
並且同情心發達到極點，刺激來得強，反動也來得強，也許有時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遊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所以拜倫最完美，最偉大的一首詩，也便是這一死。所以我們覺得諸誌士們三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偉大的詩。我們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藝上大成功；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們的蹤跡，殺身成仁了。
因此我們就將《詩刊》開幕的一日最虔誠的獻給這次死難的誌士們了！
《烙印》序
克家催我給他的詩集作序，整催了一年。他是有理由的。便拿《生活》一詩講，據許多朋友說，並不算克家的好詩，但我卻始終極重視它，而克家自己也是這樣的。我們這意見的符合，可以證實，由克家自己看來，我是最能懂他的詩了。我現在不妨明說，《生活》確乎不是這集中最精彩的作品，但卻有令人不敢褻視的價值，而這價值也便是這部詩集的價值。
克家在《生活》裏說：
這可不是混著好玩，這是生活。
這不啻給他的全集下了一道按語，因為克家的詩正是這樣——不是“混著好玩”，而是“生活”。其實要你帶著笑臉，存點好玩的意思來寫詩，不愁沒有人給你叫好。所以作一首尋常所謂好詩，不是最難的事。但是，做一首有意義的，在生活上有意義的詩，卻大不同。克家的詩，沒有一首不具有一種極頂真的生活的意義。沒有克家的經驗，便不知道生活的嚴重。
一萬支暗箭埋伏在你周邊，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裏一回的不檢點，
這真不是好玩的。然而他偏要嚼著苦汁營生，
像一條吃巴豆的蟲。
他咬緊牙關的磨難苦鬥，他還說：
同時你又怕克服了它，
來一陣失卻對手的空虛。
這樣生活的態度不夠寶貴的嗎？如果為保留這一點，而忽略了一首詩的外形的完美，誰又能說是不合算？克家的較壞的詩既具有這種不可褻視的實質，他的好詩，不用講，更不是尋常的好詩所能比擬的了。
所謂有意義的詩，當前不是沒有。但是，沒有克家自身的“嚼著苦汁營生”的經驗，和他對這種經驗的了解，單是嚷嚷著替別人的痛苦不平，或慫恿別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種“熱氣”，一種浪漫的姿勢，一種英雄氣概的表演，若往壞處推測，便不免有傷厚道了。所以，克家的最有意義的詩，雖是《難民》，《老哥哥》，《炭鬼》，《神女》，《販魚郎》，《老馬》，《當爐女》，《洋車夫》，《歇午工》，以至《不久有那麼一天》和《天火》等篇，但是若沒有《烙印》和《生活》一類的作品作基礎，前麵那些詩的意義便單薄了，甚至虛偽了。人們對於一件事，往往有追問它的動機的習慣（他們也實在有這權利），對於詩，也是這樣。當我們對於一首詩的動機（意識或潛意識的）發生疑問的時候，我很擔心那首詩還有多少存在的可能性。讀克家的詩，這種疑問永不會發生，為的是《烙印》和《生活》一類的詩給我們擔保了。我再從曆史中舉一個例。如作“新樂府”的白居易，雖嚷嚷得很響，但究竟還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閑情逸致的冗力（Surplusenergy）的一種舒泄，所以他的嚷嚷實際等於貓兒哭耗子。孟效並沒有作過成套的“新樂府”，他如果哭，還是為他自身的窮愁而哭的次數多，然而他的態度，沉著而有鋒棱，卻最合於一個偉大的理想的條件。除了時代背景所產生的必然的差別不算，我拿孟效來比克家，再適當不過了。
談到孟效，我於是想起所謂好詩的問題。（這一層是我要對另一種人講的！）孟效的詩，自從蘇軾以來，是不曾被人真誠的認為上品好詩的。站在蘇軾的立場上看孟效，當然不順眼。所以蘇軾詆毀孟效的詩。我並不怪他。
難怪他為什麼不索性野蠻一點，硬派孟效所作的不是詩，他自己的才是。因為這樣，問題倒簡單了。既然他們是站在對立而且不兩立的地位，那麼，蘇軾可以拿他的標準抹煞孟郊，我們何嚐不可以拿孟郊的標準否認蘇軾呢？
即令蘇軾和蘇軾的傳統有優先權占用“詩”字，好了，讓蘇軾去他的，帶著他的詩去！我們不要詩了。我們隻要生活，生活磨出來的力，像孟郊所給我們的，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澀齒”或“如嚼木瓜，齒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們還是要吃，因為那才可以磨煉我們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