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這新時代的文學動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詩的前途。你說，舊詩的生命誠然早已結束，但新詩——這幾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詩，也沒有生命嗎？對了，除非它真能放棄傳統意識，完全洗心革麵，重新做起。但那差不多等於說，要把詩做得不像詩了。也對，說得更確點，不像詩，而像小說戲劇，至少讓它多像點小說戲劇，少像點詩。太多“詩”的詩，和所謂“純詩”者，將來恐怕隻能以一種類似解嘲與抱歉的姿態，為極少數人存在著。在一個小說戲劇的時代，詩得盡量采取小說戲劇的態度，利用小說戲劇的技巧，才能獲得廣大的讀眾。這樣做法並不是不可能的。在曆史上多少人已經做過，隻是不大徹底罷了。新詩所用的語言更是向小說戲劇跨近了一大步，這是新詩之所以為“新”的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其它在態度上，在技巧上的種種進一步的試驗，也正在進行著。請放心，曆史上常常有人把詩寫得不像詩，如阮籍，陳子昂，孟郊，如華茨渥斯（Words－worth），惠特曼（Whitman），而轉瞬間便是最真實的詩了。詩這東西的長處就在它有無限度的彈性，變得出無窮的花樣，裝得進無限的內容。隻有固執與狹隘才是詩的致命傷，縱沒有時代的威脅，它也難立足。
每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主潮，小的波瀾總得跟著主潮的方向推進，跟不上的隻好留在港汊裏幹死完事。戰國秦漢時代的主潮是散文。一部分詩服從了時代的意誌，散文化了，便成就了“楚辭”和初期的漢賦，成就了“鐃歌”，這些都是那時代的光榮。另一部分詩，如《郊祀歌》《安世房中歌》，韋孟“諷諫詩”之類，跟不上潮流，便成了港汊中的泥淖。
明代的主潮是小說，《先妣事略》，《寒花葬誌》和《項脊軒記》的作者歸有光，采取了小說的以尋常人物的日常生活為描寫對象的態度，和刻畫景物的技巧，總算是粘上了點時代潮流的邊兒（他自己以為是讀《史記》讀來了的，那是自欺欺人的話。），所以是散文家中歐公以來唯一頂天立地的人物。其他同時代的散文家，依照各人小說化的程度的比例，也多多少少有些成就，至於那般詩人們隻忙於複古，沒有理會時代，無疑那將被未來的時代忘掉。以上兩個曆史的教訓，是值得我們的新詩人書紳的。
四個文化同時出發，三個文化都轉了手，有的轉給近親，有的轉給外人，主人自己卻都沒落了，那許是因為他們都隻勇於“予”而怯於“受”。中國是勇於“予”而不太怯於“受”的，所以還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隻僅免於沒落的劫運而已。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還重要嗎？所以僅僅不怯於“受”是不夠的，要真正勇於“受”。讓我們的文學更徹底的向小說戲劇發展，等於說要我們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這是一個“受”的勇氣的測驗，也是我們能否繼續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測驗。
過去記錄裏有未來的風色。曆史已給我們指示了方向——“受”的方向，如今要的隻是勇氣，更多的勇氣啊！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說舞
一場原始的羅曼司
假想我們是在參加著澳洲風行的一種科羅潑利（Corro Borry）舞。
灌木林中一塊清理過的地麵上，中間燒著野火，在滿月的清輝下吐著熊熊的赤焰。現在舞人們還隱身在黑暗的叢林中從事化裝。野火的那邊，聚集著一群充當樂隊的婦女。忽然林中發出一種坼裂聲。緊跟著一陣沙沙的磨擦聲——舞人們上場了。闖入火光圈裏來的是三十個男子，一個個臉上塗著白堊，兩眼描著圈環，身上和四肢畫著些長的條紋。此外，腳踝上還係著成束的樹葉，腰間圍著獸皮裙。這時那些婦女已經麵對麵排成一個馬蹄形。她們完全是裸著的。每人在兩膝間繃著一塊整齊的鼠皮。舞師呢，他站在女人們和野火之間，穿的是通常的鼠皮圍裙，兩手各執一棒。觀眾或立或坐的圍成一個圓圈。
舞師把舞人們巡視過一遭之後，就回身走向那些婦女們。突然他的棒子一拍，舞人們就閃電般的排成一行，走上前來。他再視察一番，停了停等行列完全就緒了，就發出信號來，跟著他的木棒的拍子，舞人們的腳步移動了，婦女們也敲著鼠皮唱起歌來。這樣，一場科羅潑利便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