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似乎也沒有在第二個國度裏，像它在這裏發揮過的那樣大的社會功能。在我們這裏，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麵的生活，維係封建精神的是禮樂，闡發禮樂意義的是詩，所以詩支持了那整個封建時代的文化。此後，在不變的主流中，文化隨著時代的進行，在細節上曾多少發生過一些不同的花樣。詩，它一麵對主流盡著傳統的嗬護的職責，一方麵仍給那些新花樣忠心的服務。最顯著的例是唐朝。那是一個詩最發達的時期，也是詩與生活拉攏得最緊的一個時期。
從西周到春秋中葉，從建安到盛唐，這中國文學史上兩個最光榮的時期，都是詩的時期。兩個時期各各拖著一條姿勢稍異，但同樣燦爛的尾巴，前者的是“楚辭”“漢賦”，後者的是五代宋詞。而這辭賦與詞還是詩的支流。
然則從西周到宋，我們這大半部文學史，實質上隻是一部詩史。但是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也就完了。南宋的詞已經是強弩之末。就詩本身說，連尤楊範陸和稍後的元遺山似乎都是多餘的，重複的，以後的更不必提了。我們隻覺得明清兩代關於詩的那許多運動和爭論，都是無味的掙紮。
每一度掙紮的失敗，無非重新證實一遍那掙紮的徒勞無益而已。本來從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功夫也夠長的了，可能的調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國文學史可能不必再寫，假如不是兩種外來的文藝形式——小說與戲劇，早在旁邊靜候著，準備屆時上前來“接力”。是的，中國文學史的路線南宋起便轉向了，從此以後是小說戲劇的時代。
故事與雛形的歌舞劇，以前在中國本土不是沒有，但從未發展成為文學的部門。對於講故事，聽故事，我們似乎一向就不大熱心。不是教誨的寓言，就是紀實的曆史，我們從未養成單純的為故事而講故事，聽故事的興趣。我們至少可說，是那充滿故事興味的佛典之翻譯與宣講，喚醒了本土的故事興趣的萌芽，使它與那較進步的外來形式相結合，而產生了我們的小說與戲劇。故事本是民間的產物，不用諱言，它的本質是低級的。（便在小說戲劇裏，過多的故事成分不也當懸為戒條嗎？）正如從故事發展出來的小說戲劇，其本質是平民的，詩的本質是貴族的。要曉得它們之間距離很大，而距離是會孕育恨的。所以我們的文學傳統既是詩，就不但是非小說戲劇的，而且推到極端，可能還是反小說戲劇的。若非宗教勢力帶進來那點新鮮刺激，而且自己的歌實在也唱到無可再唱的了，我們可能還繼續產生些《韓非·說儲》，或《燕子丹》一類的故事，和《九歌》一類的雛形歌舞劇，但是，元劇和章回小說決不會有。然而本土形式的花開到極盛，必歸於衰謝，那是一切生命的規律，而兩個文化波輪由擴大而接觸到交織，以致新的異國形式必然要闖進來，也是早經曆史命運注定了的。異國形式也許早就來到了，早到起碼是漢朝佛教初輸入的時候，你可以在幾百年中不注意它，等到注意了之後，還可以延宕，躊躇個又一度幾百年，直到最後，萬不得已的，這才死心塌地，接受了吧！但那隻是遲早問題。反正自己的花無法再開，那命數你得承認。新的種子從外麵來到，給你一個再生的機會，那是你的福分。你有勇氣接受它，是你的聰明，肯細心培值它，是有出息，結果居然開出很不寒傖的花朵來，更足以使你自豪！
第一度外來影響剛剛紮根，現在又來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帶來的印度影響是小說戲劇，第二度基督教帶來的歐洲影響又是小說戲劇（小說戲劇是歐洲文學的主幹，至少是特色），你說這是碰巧嗎？
不然。歐洲文化正如它的鼻祖希臘文化一樣，和印度文化，往大處看，還不是一家？這樣說來，在這兩度異鄉文化東漸的陳容中，印度不過是歐洲的頭，歐洲是印度的尾而已。就文化接觸的全盤局勢來看，頭已進來，尾的遲早必需來到，應該也是早已料到的事。第一度外來影響，已經由紮根而開花了，但還不算開到最茂盛的地步，而本土的舊形式，自從枯萎後，還不見再榮的跡象，也實在沒有再榮的理由。現在第二度外來影響，又與第一度同一種類，毫無問題，未來的中國文學還要繼續那些偉大的元明清人的方向，在小說戲劇的園地上發展。待寫的一頁文學史，必然又是一段小說戲劇史，而且較向前的一段，更為熱鬧，更為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