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斷想
舊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個跟一個，——這是演化。
新的已經來到，舊的還不肯去，新的急了，把舊的擠掉，——這是革命。
擠是發展受到阻礙時必然的現象，而新的必然是發展的，能發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遠是革命的，革命永遠是青年的。
新的日日壯健著（量的增長），舊的日日衰老著（量的減耗），壯健的擠著衰老的，沒有擠不掉的。所以革命永遠是成功的。
革命成功了，新的變成舊的，又一批新的上來了。舊的停下來攔住去路，說：“我是趕過路程來的，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該歇下來舒服舒服。”新的說：“你的舒服就是我的痛苦，你耽誤了我的路程，”又把他擠掉，……如此，武戲接二連三的演下去，於是革命似乎永遠“尚未成功”。
讓曾經新過來的舊的，不要隻珍惜自己的過去，多多體念別人的將來，自己腰酸腿疼，拖不動了，就趕緊讓。
“功成身退，”不正是光榮嗎？“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這也是古訓啊！
其實青年並非永遠是革命的，“青年永遠是革命的”
這定理，隻在“老年永遠是不肯讓路的”這前提下才能成立。
革命也不能永遠“尚未成功”。幾時舊的知趣了，到時就功成身退，不致阻礙了新的發展，革命便成功了。
舊的悠悠退去，新的悠悠上來，一個跟一個，不慌不忙，哪天曆史走上了演化的常軌，就不再需要變態的革命了。
但目前，我們用“擠”來爭取“悠悠”，用革命來爭取演化。“悠悠”是目的，“擠”是達到目的的手段。
於是又想到變與亂的問題，變是悠悠的演化，亂是擠來擠去的革命。若要不亂擠，就隻得悠悠的變。若是該變而不變，那隻有擠得你變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古訓也發揮了變的原理。
人民的世紀
——今天隻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
廿六年的光陰似乎白費了。今年我們這樣熱烈的迎接“五四”，證明我們還需要它，不，我們今天需要的，是一個比當年更堅強，更結實的“五四”，因為，很簡單，今天的局麵更嚴重了。
在說明這一點前，有一個觀念得先弄弄明白，那便是多年來人們聽慣了那個響亮的口號“國家至上”，國家究竟是什麼？今天不又有人說是“人民的世紀”嗎？假如國家不能替人民謀一點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義，老實說，國家有時候是特權階級用以鞏固並擴大他們的特權的機構。假如根本沒有人民，就用不著土地，也就用不著主權。隻有土地和主權都屬於人民時，才講得上國家，今天隻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
知道國家並不等於人民，知道國家與人民的對立，才好進而比較今天和二十六年前的中國。
二十六年前的中國，國家蒙受絕大的恥辱，人民的地位卻暫時提高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袁世凱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的二十一條件，是國家主權的重大損失，中國一心想趁巴黎和會的機緣把它收回，而終歸失敗，這對國家是直接的損失，對人民，老實說，並沒有多大影響，而因了歐洲發生戰事，帝國資本主義暫時退出，中國民族工業卻僥幸的得著一個繁榮機會，這對於人民的經濟生活，倒是有一點實惠。今天情形和二十六年前，恰好是個反比例，國家在四強之一的交椅上，總算出了從來沒有出過的風頭，人民則過著比戰前水準更低的生活。英美不但將治外法權自動取消，而且看樣子美國還要非替中國收複失地不可，八年抗戰，中國國家的收獲不能算少，然而於人民何所有？老百姓的負擔加重了，農民的生活尤其慘，國家所損失的已經取償於人民，萬一一塊塊的土地和人民賴以生存的物資連同人民一塊兒丟給敵人，於國家似乎也無關痛癢，今天我才明白，所謂中國愈戰愈強，大概強的是國家而不包括人民。
二十六年前，我們的國家還不大明白主權之所屬，所以還不惜拿一大堆關係自己命脈的主權去為一個人換一頂過時的，褪色而戴起了並不舒服的皇冕，結果那人皇冕沒有戴上，國家的主權已經失了，若不是人民起來一把攔住，還差點在賣身契上親自打下手印，當然人民之所以這樣做，當然以為主權還有著自己很大的分兒，所以實際上，那回是人民幫了國家一個大忙。雖則國家和人民都不知道。
經過二十六年的學習與鍛煉，國家聰明了，它知道主權之可貴，所以對既失的主權，想盡方法向帝國主義索回，一方麵對於未失去的主權，盡量從人民手裏集中到自己手裏來，有時它還會使點權衡，犧牲點尚未集中的主權給鄰居，這是因為除非是集中了主權不能算是它自己的主權，它當然也知道向人民不斷的保證：凡是主權都是人民的，叫人民獻出一切，縮緊腰帶，拚了老命，捍衛了國家，自己卻一無所得，連原有難足維持的生活的那點，都要丟光，這樣，目前的國家和人民便對立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