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溪同誌：
收到你十月十五日從盤山寫來的信。因為我又鬧病，遲複了幾天，甚歉！雖然我們相識幾十年了，我還不知你是紀昀（曉嵐）的後裔，實在不敬得很。我是很佩服他的，這倒不是因為在我們北方，有許多關於他的民間傳說。
你的太高祖的官階，並不止於“編修”，他曆任過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兵部右侍郎、左都禦史，一直到禮部尚書。
他編纂的書，不叫《四庫備要》，叫《四庫全書》，他是四庫全書館的總纂官，就是現在的“主編”或“總編”。他的主要工作，是為這些書撰寫“提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並不是近年來才得到好評。這是一部非常偉大的學術著作。我曾有一部商務出版的萬有文庫本，那樣小的字，還有四十多本，是一部內容浩瀚的大書。
它一直享有盛譽，隨著年代的推移，它的價值，將越來越高，百代以後，它一定會成為中國文化的經典著作。
令太高祖為四庫書所作的“提要”，在有清一代，已經被譽為：“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辭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我以為更難得的是，像這樣的學術著作，使人讀起來，並不感覺枯燥，並且時常有他那獨特的幽默犀利的文筆出現，使人於得到明確的知識之外，還能得到文學藝術的享受。
魯迅對他的評價是很高的，見於《中國小說史略》。我並不記得魯迅罵過他“漢奸”。
當然，乾隆皇帝修《四庫全書》有其政治上的目的，經過這一次纂修，中國文化遭到了一次浩劫。但事物總是要一分為二的，這一反動措施，也帶來一些正麵好處。除去它輯存了一些已佚的古籍（如從《永樂大典》輯錄的一些書），最大的成就，就是紀氏所撰述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簡明目錄》。
此外，你來信說：“我常想，如果我這位太高祖，當年不是乾隆的編修，而像蒲鬆齡那樣一生貧困、治學、讀書、著書，當比留存下來的《閱微草堂筆記》會好些。不知你同意我的看法否？”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第一，作家和作品，不能作等同比較。第二，貧困並不是決定作品質量的因素。雖然，中國有一句“窮而後工”的說法。但這個窮字並非專指貧困。第三，《閱微草堂筆記》的成就，並不能說就比《聊齋誌異》低下。
《閱微革堂筆記》是一部成就很高的筆記小說，它的寫法及其作用，都不同於《聊齋誌異》。直到目前，它仍然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其他同類作品不能超越的位置。它與《聊齋誌異》是異曲同工的兩大絕調。
這是一部非常寫實的書，紀昀用他親身見聞的一些生活瑣事，說明社會生活中的因果問題。它並不是唯心宿命的，它的道理是從現實生活中演繹出來的。因果報應，並不完全是迷信的，因果就是自然規律。
至於文字之簡潔鋒利，說理之透徹周密，是隻有紀昀的文筆，才能達到的。我常常想，清代枯燥的考據之學，影響所及，使文學失去了許多生機。但是這種一針見血、無懈可擊的刀筆文風，卻是清朝文學的一大特色。
評價曆史人物，一定要考慮到他的曆史處境。令太高祖的處境，是並不太理想的。姑不論在異族統治之下，就是這位乾隆皇帝，雖然表麵上有改父風，但仍然是很不好對付的。特別是在他手下做文字工作。這位皇帝當麵罵紀昀為腐儒，就是說，他把文人還是作為“倡優畜之”的。另一次因為受別人牽連，他把紀昀充軍烏魯木齊，這是大家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