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清初的幾位皇帝對藏傳佛教盡管采取了支持和崇奉的政策，但對其消極一麵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特別是乾隆皇帝，對此有過精辟而深刻的論述。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軍剿滅廓爾喀（尼泊爾）對西藏的侵略後，乾隆皇帝於次年寫了《喇嘛說》一文，講述了喇嘛教的命名、來源和發展，以及清廷予以保護的道理，總結了元朝統治者盲目信奉喇嘛教的教訓，告誡子孫不要重蹈覆轍，並且講述了他用國法懲處那些搞分裂、危害國家統一的上層喇嘛，並對活佛轉世製度提出了整頓和改革的辦法，從而加強了清廷對蒙藏地區的統治，加強了各民族的團結，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他說：“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係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喇嘛說》一文，以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勒石立碑於北京雍和宮大殿前院的“禦碑亭”內，它是乾隆皇帝輯藏安邊、治國安邦的重要政策和策略的體現。乾隆的這一禦筆，又藏故宮博物院，上鈐有清內府“石渠寶笈所藏”、“寶笈三編”、“宣統尊親之寶”印。可見，乾隆皇帝信佛，既是一種信仰，有滿足個人精神需要的一麵，更是一種策略，是政治需要的表現，其核心和最終目的還在於為實現其政治統治服務。乾隆（1736—1795）時期，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政策的成熟時期，清朝管理西藏地方的許多重大措施與製度都相繼產生在這一時期，比如廢除郡王製，出台《欽定藏內善後二十九條章程》，規範活佛轉世程序的金瓶掣簽製，等等。這些製度在當時以及後來的曆史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也體現了乾隆皇帝傑出的政治領導和管理才能。
故宮是曆史，是文化，故宮更是政治。我們這半天的參觀，從故宮的建築與文物中，看到了封建社會末期國家治理的另一種記錄，看到了國家、曆史、文化的相互交融。
原載2014年第4期《國家人文曆史》
你所不知道的永宣時代藝術
2010年，紫禁城正式落成五百九十周年，同時迎來了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五周年。逢此典慶之際，故宮博物院舉辦一係列專題展覽、研討會等紀念活動。9月26日在午門城樓拉開帷幕的“明永樂宣德文物特展”，即是其中重要展項之一。
明代永樂、宣德兩朝，曆時三十三年（1403—1435）。史學界一直以為，明朝政權統治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鼎盛，史稱“仁宣之治”。作為明代曆史上兩位頗有作為、多有建樹的帝王，其施行的一係列大政國策，使當時的明朝成為遙領世界之先的東方強國，對後來中國曆史的發展演進也有著深刻、廣遠的影響。我們今天熟知的諸多重要大事，如營造北京城、鄭和下西洋、纂修《永樂大典》，更有包括故宮博物院的前身——紫禁城的肇建等，都發生在永宣時期。
任何時代的文化，總是與其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等諸多因素密切聯係並不斷發展的。永樂、宣德時期，兩位帝王不僅於治國理政中頗顯韜略，同時也是雅好文墨、具有良好文化修養的“雅士”。史載，永樂皇帝好文喜書，書法甚為奇崛，常常將墨寶賜予親眷和臣僚。宣德皇帝更是詩詞文賦、書畫丹青無所不能。故宮博物院現藏明代皇帝禦筆繪畫作品七幅，其中有五幅即為宣德皇帝所畫。這些記載和遺存，足見永宣二帝的文化追求與品位。在帝王本人的直接倡導和參與下，明代前期宮廷文化藝術多姿多彩，取得了令後世矚目的成就。明永樂、宣德文物的專題展出，正是以豐富多樣的文物珍品，真實再現這一時期的輝煌藝術。
“明永樂宣德文物特展”，從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代早期（以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為主）大量文物中，共遴選出有代表性的文物精品一百五十件（套），分類展出。展品涵蓋了書畫、瓷器、漆器、玉器、金銀器、琺琅器、佛造像、宣銅等八個門類，力求盡可能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現這一盛世時代的宮廷生活和社會風貌。由這些展品可以看出，當時的宮廷藝術可謂五花八門、蔚為大觀。其中，花色繁多的瓷器，曾隨著鄭和下西洋的寶船遠走南洋各國，享譽世界；色澤潤美的雕漆，工藝之嫻熟達到曆史巔峰，後世亦無法企及；婉麗飄逸的台閣體書法、筆墨工謹的“院體”繪畫，盡開一代書畫之新風；尤其是數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又一直未成定論的“宣德爐”，作為那個時代留給今人的文化之謎，激勵著我們以科學的方法去探索去解答。其他如琺琅、玉器、金銀器、佛造像等等器物，也都可謂滿目琳琅，令人稱奇。這些門類各異的藝術品，無不反映出當時社會的審美意識。此番集中展出，觀眾自可從中體味永宣藝術的非凡魅力，感受當時藝術水準的高超與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