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化之間應該進行交流。中華民族文化的繼承者同宗、同源，相互之間理應進行更多、更深的交流。由於後繼者各自的研究角度和認識層麵不同，這種交流極有益於全麵、深刻理解傳統文化的精髓。交流後的學術成果，其本身就是民族文化傳統的延續和發展。這是兩岸故宮同人的曆史責任。此次兩岸故宮的交流與合作，不僅是珍貴文物的重新聚首，更是兩岸民眾對中華民族共同的燦爛文化和悠久曆史的深情擁抱，也是兩岸故宮同人對共同的曆史擔當的體認和踐行。故宮掀開了新的一頁。曆史將銘記這一時刻。
祝展覽成功。
《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序言，
台北故宮博物院編印，2009年
中比繪畫五百年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與比利時王國總理辦公廳合作籌劃的“中比文化之春”的活動中，“中比繪畫五百年”是一個必將引起人們關注的重要項目。
有曆史學家認為，世界史應從1500年開始，因為1500年以前，人類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絕的地區中，直到哥倫布等進行遠航探險才改變了這種狀態。1500年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不管怎麼看待這個觀點，從1500年以後的五百年，世界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對五百年來的中比繪畫進行聯展，本身就很有意義。五百年來中比兩國繪畫都有重大的發展與演變，都有新的特色，具有一定的比較性和對話性。
這次展覽的中國繪畫五百年，大致是15世紀初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即明代初期至中華民國初年。中國古代繪畫具有悠久的曆史、豐富的遺產。到了明清兩代，封建統治的基礎沒有變，但從明中期開始，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城市商業、手工業發達，商品經濟活躍，市民階層興起，物質和精神產品的需求迅速擴大。與當時的經濟發展、哲學思潮相適應，繪畫藝術出現了平民化的趨勢，受市民文藝影響的文人畫勃興且長久不衰，並出現了許多以地區為中心或以風格相區別的繪畫派別，如明中期的吳門畫派、明晚期的鬆江畫派以及明末清初的遺民畫家、清初期的“四王”、清中期的“揚州八怪”，以及清宮廷繪畫的“中西合璧”的嚐試，產生了大批張揚個性、風格獨特的畫家。19世紀中葉，上海經濟迅速發展，許多畫家雲集上海，形成了“海派”。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批畫家努力探索中西畫風的融合，中國畫進入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共同繁榮的新時期。
同樣，五百年來的比利時繪畫也是一個不平凡的曆程。促進比利時美術事業重大發展的契機是風靡歐洲的文藝複興運動。在這場歐洲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運動中，藝術家在審美理論和實踐中做出的開創性努力，標誌著整個西方世界藝術風格和藝術進程的轉折點。文藝複興時期的比利時畫壇，各種風格、手法競相爭豔。藝術巨匠魯本斯是比利時的驕傲，他那強有力的個性和旺盛的創作活力促進了比利時巴洛克藝術的發展。從比利時獨立以來，美術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並曾一度是新建築和新藝術運動的先鋒。比利時畫壇一直充滿生機與活力。
由於上述原因，中比兩國繪畫進行陳列及比較，當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來自比利時國家美術宮籌集的西方繪畫包括油畫、水彩畫、素描、速寫等畫種，涉及人物畫、靜物畫和風景畫等畫科，較為完整地展現了從法蘭德斯時期的凡·愛克、凡·戴克、布呂蓋爾、包西、魯本斯到比利時的麥尼埃、麥綏萊勒等數十位藝術大師的成長曆程。
展覽中的七十餘件中國繪畫是從故宮博物院庋藏的五萬多件繪畫中精心遴選的，展現出自明代初、中葉曆經整個清朝至民國初期中國畫壇的藝術成就。在藝術史上，本展覽囊括了中國五百多年主要畫派領袖的代表作品，如明代宮廷的院體和浙派、江夏派、明四家和吳門派、鬆江派、武林派、鉤花點葉派、青藤白陽和波臣派，清代除了一批宮廷畫家之外，湧現了四王、四僧、金陵派、常州派、揚州派（包括“揚州八怪”），直到清末民初的嶺南派、海派、京派等等，還有許多遊離於畫派之外的名師巨匠如明代的陳洪綬、程邃、清代的吳曆、民國年間的黃賓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