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生奔著光明走
——對話黎介壽的人生選擇
雄鷹選擇了藍天，所以越飛越高；河流選擇了大海，所以奔騰不息。人生如果選擇了崇高，該是什麼樣的非凡境界？
對話黎介壽院士，聆聽他近乎傳奇的“人生選擇”，走進他驚濤駭浪的內心世界，觸摸到的，是一個人民醫學家與時代一起跳動的脈搏，是一名優秀共產黨員樸實而高尚的靈魂……
在走與留的十字路口，黎介壽的選擇是：留下來，服務新中國。
問：1949年，是個特殊的年份，國家麵臨選擇，個人麵臨選擇。您選擇留下來，有過猶豫嗎？
黎介壽：沒有猶豫。當時國民政府中央醫院的很多醫生都和我一樣，沒有被反動派的威逼利誘嚇倒、迷惑，堅定地選擇留下來，服務新中國。當年那種對衝破黎明前黑暗的期盼，那種迎接新中國的激動心情，現在的人可能很難體會得到。
問：能說說當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嗎？
黎介壽：（陷入回憶）這麼跟你說吧，當時就覺得周圍的一切都變了，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了笑容。我們每天就聽著城外的炮聲，覺得一天天近了，心裏頭像燒著了一樣。
問：在南京解放的前一天晚上，聽說您和弟弟喝了頓酒，平時喜歡喝酒嗎？
黎介壽：從來不喝。但是那天晚上，1949年4月22日晚上，就是想喝酒。黎明就要來了，心裏麵高興啊。另外，我們也是在為自己留下來的選擇幹杯。我們兄弟倆喝得很痛快，喝完後連酒瓶都砸了（爽朗地笑了）！
問：留下來是自己的判斷還是受周圍人的影響？
黎介壽：跟誰走不跟誰走，不是下賭注、隨大流。我從舊社會走來，對反動派的統治深惡痛絕，早已失去了信心。日本人轟炸長沙時，我夾雜在逃難的人群中。飛機在上麵丟炸彈，血淋淋的斷腿就從我頭頂上飛過去。而國民政府的軟弱，讓人十分寒心。
問：您對那個時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
黎介壽：那可真是民不聊生！就拿我和弟弟來說，上學時連講義都買不起，隻能從別人那裏借來，用毛邊紙一頁頁謄抄。日寇入侵江西，學校幾經遷徙，為了生活，我們不得不利用星期天擺地攤。即便是民眾如此窮困潦倒，當局還要求剛畢業的醫學生必須西裝革履，保持“體麵”。沒辦法，我們兄弟倆隻有去賣血。這樣的政府是毫無希望的。
問：怎麼看當年的選擇？
黎介壽：當時畢業實習的28個同學中，有人去了中國台灣，也有人轉道去了美國、新加坡。他們中有的比我富有，但學術上多數沒有什麼成就；也有的在國外發展，但那也是在替外國人打工。我感到自己當初的選擇是對的！
從選擇入黨到成為黨的一分子，黎介壽的誓言是：永遠對得起自己的信仰，一輩子忠誠自己的諾言。
問：您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最早從什麼時候開始？
黎介壽：最早是在醫學院上學時，有一回聽在上海工作的親戚說想去延安，那是我第一次對延安產生印象。後來，學校裏有同學去了延安，他們說那裏有個進步的、民主的、有活力的政黨。
問：但那時的認識並不是很清晰？
黎介壽：的確。在國民政府的學校裏學習，一般學生根本接觸不到那些“赤色理論”，隻是在參加“反饑餓、反內戰”遊行時，聽說領頭的都是進步學生。那時對共產黨的認識就覺得這個黨敢給窮苦老百姓說話，心裏麵很向往。
問：您對黨何時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
黎介壽：還是來自於耳濡目染。我親眼目睹了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的嚴明紀律，解放時進城就睡在大馬路上，不擾民。我也到過朝鮮戰場，很多傷員傷沒好就嚷著回前線。共產黨的隊伍深深吸引了我。
問：為了入黨，您先後寫下27份入黨申請書，由於特殊年代的原因都沒得到批準，想過放棄嗎？
黎介壽：說老實話，還真沒有想過放棄。那時候我就隻有一個想法，感到自己之所以沒能入黨，還是因為沒有改造好，離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標準還有差距。就這麼簡單，從不抱怨。
問：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您也遭受了迫害，為何始終不改初衷？
黎介壽：我始終堅信，那些打擊和迫害我的人，決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
問：曆經30年，當您終於站在黨旗下宣誓時，怎麼想？
黎介壽：當然是激動，很激動，這輩子我站過很多次領獎台，也有很多次高興的時候，但從來沒有像入黨那次那樣，當我一字一句隨著領誓人念完入黨誓詞時，我突然就覺得有淚水在眼眶裏打轉。我暗暗告誡自己，這輩子一定要對得起自己的信仰，對得起這麵鮮紅的旗幟。
問：入黨，就意味著要用一生的時間，去兌現對黨的承諾。
黎介壽：入黨不是一陣子，而是一輩子。我從不認為，自己加入了黨的組織，從此就一直先進了。相反，我把入黨看作是爭取先進的開始。作為一名黨員，要有“怕落後”的意識，才能永葆先進。
問：有人說您是一個信念老人，您怎麼看待信念？
黎介壽：信念是事業的生命，是一個人的靈魂。堅守自己政黨的信念，是一個黨員的政治品質。
在個人前途和國家命運之間，黎介壽的體會是：隻有把自己的奮鬥目標融入國家藍圖，才能成就美好的人生。
問：在做小腸移植前，您已經在腸道疾病研究領域取得了非凡成就，為什麼還要搞小腸移植？
黎介壽：在器官移植中，數小腸移植難度最大。當時，外國人先幹成了，我就想，外國人能幹成的我們也一定能幹成。當時，也有人提醒我，都過了花甲之年，搞好了，當然錦上添花，但搞砸，就可能身敗名裂。我覺得，一個人心中裝著祖國的事業，任何艱難困苦也壓不垮他。就這樣開始做下來了，七八年時間，就做這件事。
問：很敬佩黎老的精神，怎麼能堅持得下來？
黎介壽：科學研究不是今天做茶壺，明天做茶杯，認準了就要堅定地做下去。
問：您成功了，實現了自己的目標，這是不是意味著個人設計和自我奮鬥很重要？
黎介壽：我讚成必要的個人設計，但一定要融入國家前途和命運，一定要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去奮鬥，如果心裏隻有自己的利益，那就會患得患失，最終也成不了大器。
問：您想幹成的事都幹成了，是因為智商高嗎？
黎介壽：（搖搖頭）絕對不是！我隻能說我不笨，但並不算聰明。我經常說自己是“笨鳥先飛”，別人可能一次做成，我不行，我得慢慢來，我不放棄。
問：這是一個老話題了。有不少國外著名醫院和醫學機構開出優厚的待遇，想邀請您到國外工作。
黎介壽：醫學沒有國界，但醫學家是有國籍的。我對那些外國朋友說，我是中國人，在中國我有幹不完的事業。
問：您一直鼓勵學生出國學習進修，不擔心他們不回來？
黎介壽：出國不僅能學到國外先進的技術，還是最好的愛國主義教育。我們現在有些年輕人，一說到國外，就如何如何的好，總覺得外國的月亮就是比中國的圓。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我去過很多西方國家，以前是羨慕，後來是比較，現在覺得還是我們的好。我就讓學生們出去看，親眼看了就明白了。他們都回來了。
問：1948年6月，您就跨進了南京總醫院的大門，一直在這所醫院裏學習、工作和生活，您怎樣看待南京總醫院？
黎介壽：我對南京總醫院懷有深厚的感情。可以說，沒有南京總醫院就沒有我的一切。個人的本事再大，離開組織給的平台也難有作為。我要感謝曆屆醫院黨委、領導的知遇之恩、關愛之情，繼續為醫院建設作出貢獻。
在病人需要與專業發展麵前，黎介壽的追求是：始終把病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以解除患者的病痛牽引學科發展。
問：您是什麼時候與腸子較上勁的？
黎介壽：很偶然。1968年夏天，醫院來了個腸瘺病人。我先管了三個月，領導見我管得好，就把他交給我了。我也沒有什麼經驗，邊幹邊學，摸著石頭過河，這樣就管了他四年。他治好了，我也對腸子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問：您一根腸子走到底，全憑興趣嗎？
黎介壽：興趣是一個方麵，病人的需要還是主要的。治好腸瘺後，腸子營養問題解決不了，所以就搞營養支持，後來有些病人腸子切掉了，就搞短腸研究，短腸不行就搞腸移植。所以我總結了四句話：業之所需、興之所近、時之所至、力之所能。
問：普通外科是大專業，那裏有很多東西可以做，為什麼您專注於腸子？
黎介壽：病人的需要就是我專業發展的方向。2000年初，肝移植做得很多，當時有好多人勸我做，好像做了肝移植，就能代表一個醫院外科的水平。我堅持不做。因為我感到，這個已經有很多人做了，不需要再多我一個，而腸疾病領域還有很多難題沒有解決，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爭取多為患者解除一些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