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南京夫子廟是娼妓雲集的地方，那地方正派人都不敢去，病人到醫院看病都要先檢查有沒有淋病。解放後不到一年，這個醜惡現象就完全消失了。解放軍接管中央醫院後，我報名參了軍。人的一生中會麵臨許多選擇，但緊要處就是關鍵的兩三步。選擇跟共產黨走，選擇參軍入伍，是我一生最重要最正確的選擇！
問：這個經曆、這個選擇對你一生有什麼樣的影響或啟示？
黎磊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經曆過備受外國列強淩辱、民不聊生的舊中國，再看看我們強大的新中國，起碼有三點啟示：一是必須愛國，有國家，才有國人；二是你怎樣愛國？要盡自己努力，為國家做一點事情；三是在個人的生活要求上不要高標準，而在自己的事業上要不斷有新的進步。現在，我鼓勵我的學生出國去深造。出國前，我會跟他們說，要把出國作為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時機，出去看一看，現在中國發展了、日漸強大了，人家對我們的態度和以前不一樣了；同時，也要看看外國人對咱們中國人是不是真正平等了。如果還沒有真正平等，也不要怨天尤人，我們回國後更應該多做工作、多出成績，使我們的國家更加強大。
“人生自古多磨難，但磨難也往往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作為一名醫生，麵對病人渴望的目光，個人的榮辱又算得了什麼。”
問：在那段是非顛倒的日子裏，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和迫害。麵對人生磨難，您當時是怎麼想的？
黎磊石：那時，我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受到衝擊，後來又下放到農村改造。那段時間，身心備受煎熬，但我沒消沉下去，而是盡己所能為當地農民治病。我常常起早貪黑扛著鋤頭上山挖草藥，回來洗淨曬幹，磨成粉，製成丸，無償提供給病人。當時，我都做好了在農村一輩子當“赤腳醫生”的打算。直到今天，還有些學生問我，為什麼能夠在那麼困難的環境裏挺過來，我告訴他們，當時我的想法很簡單，我熱愛我的祖國和人民，相信我們的黨。人生自古多磨難，但磨難也往往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作為一名醫生，麵對病人渴望的目光，個人的榮辱又算得了什麼。
問：您飽受磨難時，拒絕了低迷和消極，選擇了堅強麵對。當時怎麼想？
黎磊石：我們身邊也有一些人，麵對磨難看不到前途，而是怨天尤人，采取了消極頹廢的態度，最終一事無成。的確，麵對磨難，對人是一種考驗；麵對磨難是什麼態度，也是一種選擇。我出生在外強欺淩、多災多難的舊中國，看著解放後祖國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我始終相信我們的黨。因此，我不能忘記神聖的使命，不能忘記醫生治病救人的天職。事實證明，積極地學習和工作，也許是承受磨難、開辟未來的最佳良藥。正因為那個特殊時期，我忍辱負重，不忘學習、爭取工作，才為後來的厚積薄發、開辟醫學新天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問：難能可貴的是，在當時的困境中，您的事業非但沒有停歇，還開始孕育著新的萌芽。
黎磊石：下放到農村醫療隊後，我發現當地腎髒病發病率很高，不少人因腎衰而死。這些都觸發了我改行研究腎髒病的念頭。那時，我國治療腎髒病一般沿襲國外使用激素的方法，副作用大，極易並發糖尿病，降低身體抵抗力。當時，我決心找到減少這些副作用的辦法，一邊閱讀《黃帝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等醫學古籍，一邊在實踐中積累腎髒病治療的經驗。在臨床實踐中，我將108例腎髒病患者分為八組，按不同的方法進行治療，比較各種方法的效果。結果表明，由我首創的中西醫結合治療腎髒病的療法最佳，明顯超過國外單純應用激素的療法。1972年，我撰寫了一篇中西醫結合治療腎髒病的論文，以中文和英文同時發表在《中華醫學》雜誌上，這是我進入腎髒病領域的第一篇學術論文。當時，我頭上那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還沒有摘掉呢！
“一個人心中想著祖國的事業，任何艱難困苦也壓不垮他。如果心中隻想著個人名利，就會患得患失，最終也難有什麼出息。”
問：改革開放後，祖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我們發現，您是從52歲開始正式改行搞腎髒病研究的，為什麼當時有這麼大的魄力？
黎磊石：俗話說，“人過四十不學藝”，可當年我已經52歲。但我覺得，如果能為祖國醫學事業趟開一條路，就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多的累都值得。的確，如果那時躺在“熱帶病專家”的功勞簿上吃老本，恐怕就不會有今天腎髒病研究的這些成績。
問：1994年您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時，國家衛生部一位老部長曾驚訝地說，別的院士都是大醫院、大科研單位產生的，而你卻是從山溝溝裏冒出來的；別的院士都是搞了一輩子老本行，而你卻是半路出家搞腎髒病研究的。他把這個現象稱為“黎磊石現象”。您自己怎麼看這個現象？
黎磊石：不管你在都市也好，在山溝也好，能治病就是硬道理。要想取得成果，你就必須創新。舉個例子吧。腎穿刺是一種先進的腎髒病檢查方法。它運用一根針，到腎髒裏取很小一部分組織，進行病理檢查。盡管這是先進的醫學技術，但當時國外穿刺技術並不完善，臨床存在病人出血、休克等極大的風險。我通過研究，把細小的穿刺針改造成穿刺管，又變國外垂直穿刺的辦法為斜刺的辦法，既可以避開血管，降低出血現象和出血率，又能一下子取出比以前多出一倍的腎髒組織。這個辦法攻克了困擾國際醫學界20年的難題，安全性和成功率顯著提高，副作用率也降低到5‰。不少同行說我在世界腎髒病防治領域開創了六個第一，我的體會就是，“不崇洋，不唯書，隻唯實”，病人的需要就是我敢於創新的原動力，有時哪怕冒點險也值得。
問：您曾有過改行走向仕途的機會，為什麼選擇了放棄？
黎磊石：你說的還是1986年的事。那時，上級指派我去幫助301醫院組建腎髒病科。為了既完成好任務，又兼顧好南京的工作，那段時間我頻繁往返於北京與南京，不遺餘力地將腎髒病治療這一新學科向全國輻射。後來，總後勤部想把我留在301醫院工作，並打算安排領導職務。如果我留在那邊，仕途肯定一片光明，這是一個極大的誘惑，但可能早早告別了自己的學術生涯。當官和當科學家，雖然都是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但在我看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角色，而一個人是難以同時當好這兩個角色的。既然我立誌做一個有所作為的科技工作者，那我就要執著於自己的事業，對當一名好醫生的抱負始終矢誌不渝。所以，我就選擇回到南京工作。
“能當上院士，我是生逢其時。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很難有今天的成就。所以，生逢盛世，當不虛此生。”
問：80多歲，應是頤養天年的時候。您還堅持在臨床、教學、科研一線，都有怎樣的考慮？
黎磊石：我常說，能當上院士，不是說我們的水平有多高，貢獻有多大，過去許多水平、貢獻在我們之上的前輩，都沒當上院士。能當上院士，我們兄弟三人是生逢其時。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很難有今天的成就。所以，生逢盛世，當不虛此生。人活著究竟是為了什麼，生命的最大意義又是什麼？我覺得，作為一名醫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工作，融入奉獻，融入為患者服務之中，這樣的人生才是最有意義的。
問：這是一個老話題了，有不少國外著名醫院和醫學研究機構誠摯邀請您到國外工作，並提供優厚的待遇，你都拒絕了。為什麼？
黎磊石：對於人才來說，鳳凰要把高枝占；對於用人單位來說，栽下梧桐引鳳凰。在醫療市場日益國際化的今天，國際間人才流動是正常的。現在，我與一批國際醫學權威保持著良好的協作關係，也有不少研究機構聘請我到國外做研究工作，但我不去。我認定一個理，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科學家是有國籍的，我是中國人，在祖國有我幹不完的事業。過去，都是發展中國家人才向發達國家流動，中國也不例外。隨著國家發展強大，國外的人才也會向中國流動。最近，英國倫敦帝國大學要求派人到南京總醫院進修深造，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問：采訪中，不少學生都說您接受新鮮事物比年輕人還快，為什麼能做到這樣？
黎磊石：我十分欣賞這句話，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歲月不饒人，我們兄弟倆都是80多歲的人了。人老經驗豐富，但也容易固步自封。記得80歲生日那天，我對我的學生說，夕陽無限，我還要發光發熱，多做工作，拓展事業；功成名就，一個人腦子裏就或多或少存在著老經驗、老習慣、老辦法，常常“頑固”地表現出來，我也需要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吐故納新”。其實，既夕陽無限，也生命有限。在有限的生命中，我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養新人上，新人輩出是夕陽無限的最好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