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曆史之魂
晚上，我一見孫洪林，就再次表達了想去奠邊府的願望。
“如果非去不可，”孫洪林鄭重地說，“我想，總是有辦法的，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先去找黎東輝，你們也是本家嘛。”然後又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說，“你到底是真黎還是假黎？”
這的確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在國內，尤其是北方，姓黎的很少，而化名姓黎的又挺多，凡是同姓的見麵必須尋根究底到底誰是真黎。
我說我是真黎，孫洪林笑笑說：“黎東輝肯定也是真黎，剛才你說應把中國人民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聯係在一起，那你就應該從劉永福和馮子材抗法寫起。……你去訪問他，可以把更深遠的曆史反映出來。……”
“我聽蘇軍醫說，你的回憶錄已經寫好了。……”
“離完成還相去甚遠，關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我寫了大約有五萬字的草稿，都放在國內，關於援越抗法我隻寫了個提綱，還畫了個草圖，都在黎東輝那裏。所以，我可以跟你長談，至於援越抗美，我隻能留到回國後再說。曆史，越往後看得越清楚，現在國內那個樣子，我看，連我寫的抗戰部分和解放戰爭部分都成問題，當時的領導差不多都打倒了，曆史都要重寫。……”
孫洪林淒苦地歎了口氣，吸了幾口煙，他的思緒好像也在吐出的煙霧之中，我不想提醒他也不想打擾他，任憑他的思緒隨意飛翔，他好像從回憶的漩流中飄浮上來，說得非常隨意：
“這幾年，我在這個竹棚裏讀了很多書。”他指了指小書架，“我看了《東周列國誌》，看了《戰國策》，還看了英國軍事曆史學家富勒寫的《西洋世界軍事史》。……”
我走近他的書架，意外地發現還有一部《格蘭特船長的兒女》和王伯祥選注的《史記選》。我告訴他，這些書，在國內已經當作四舊和封資修給掃掉了。
“那部‘格蘭特船長’是喬幹事借給我的，”孫洪林說，“有時我也需要消遣消遣。我不懂文學創作，可是，我希望你這次來越南，不隻是寫些好人好事，要寫得大一點，高一點，要講點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不要光寫革命性和優良品格，還是寫點智慧，還要有點哲理。……如果你隻寫些‘鐵錘響叮當，汗水濕衣裳’，我早向你聲明過，我是不想看的！”
我不由地笑了，反問道：“你說的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是指什麼？能談得具體一點嗎？……”
“當然可以，就說馮子材抗法取得諒山大捷之後，清政府與法國簽訂了巴黎停戰協定和《中法天津條約》吧，許多史書上都斥責清政府腐敗無能，是曆史上少有的‘戰勝求和’的外交失敗，《中法天津條約》則是喪權辱國的條約。……我並不想替清朝政府抱屈，也絕不否認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這是現實。可是，這種簡單的結論雖然沒有風險，卻沒有曆史價值和思辨色彩，沒有寫出清朝政府為什麼‘戰勝求和’來！是的，國家弱了，就要被人家欺負，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總有個利弊權衡。……”
說到這裏，孫洪林沉思了一下，有點憤慨：
“辱罵弱者指責失敗者是最保險的，可是，對人對事要放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來分析才會公正，誰敢說列寧與德、奧集團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是喪權辱國呢？根據條約，蘇俄不但喪失西部大片領土和外高加索的部分領土，而且還交付了大量的賠款。如果我來寫這個條約，我就要寫出那時的全局來，寫出那時的背景來。……”
“是啊，是啊！”我表示讚成他的觀點，我說，“關鍵是能不能徹底取勝，如果不能徹底取勝，就不如乘初勝而收場，這時的談判是有條件的，可以討價還價，可以取得對方的讓步，如果打敗了再求和，那隻能是城下之盟了，無條件投降，割地再加上賠款。……”
“在這方麵列寧的解釋是完全正確的，當你病在床上，強盜持槍搶劫，你不交出錢包，就要連性命也搭上，如果交出錢包，等你養好了身體，不但把錢包奪回來還可殺死強盜。不知進退不懂屈伸，那是愚蠢，不是勇敢。……”
“左派幼稚病嘛。……這些話在國內是不能談的，現在隻是關起門來說。”
顯然，我的這種推心置腹使孫洪林甚為感動。傾訴衷腸這是一種人生的精神需求，盡管有“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還是有人甘冒惹禍之險而仗義執言。人人都珍惜自己久久思索的成果，渴望得到友人的承認或是換取更深入的交流。像我們這種沒有利害衝突的朋友關係，最容易暢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