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柔弱的人
前幾天我曾把孩子的家庭教師尤麗婭·瓦西裏耶夫娜請到我的辦公室來，要和她談談孩子的情況，順便付給她應得的工資。
我對她說：“請坐，尤麗婭·瓦西裏耶夫娜！我想工資應該付給你了。您也許要用錢，您太拘泥禮節，自己是不肯開口的……呶……我們和您講妥，每月三十盧布……”
“四十盧布……”
“不，三十……每月的工資我都清清楚楚地記下，我一向按三十盧布付教師的工資的……呶，您呆了兩月……”
“兩月零五天……”
“整兩月……那就按兩個月來記好了。這就是說，應付您六十盧布……扣除九個星期日……在星期日您不會和我孩子學習過多的東西，而玩耍的時間會更多一些……還有三個節日……”
尤麗婭·瓦西裏耶夫娜驟然漲紅了臉，牽動著衣襟，但一語不發……
“三個節日一並扣除，應扣十二盧布……柯裏雅有病四天沒學習……您隻和瓦裏雅一人學習……您牙痛三天，我夫人準您午飯後歇假……十二加七得十九，扣除……還剩……嗯……四十一盧布。一點問題也沒有吧？”
尤麗婭·瓦西裏耶夫娜的表情更加難看，她顯然想說什麼，下巴在顫抖。突然她神經質地咳嗽起來，然後擦了擦鼻涕，但還是沒說一句話。
“新年底，您打碎一個帶底碟的配套茶杯，扣除兩盧布……你應該知道我沒有按茶杯的全價，它是傳家寶……上帝保佑，我總是不停地丟失財產！而後，由於您的疏忽，柯裏雅爬樹撕破禮服……扣除十盧布……女仆盜走瓦裏雅皮鞋一雙，也是由於您的玩忽職守，您必須得對此負責，要不是因為您，這一切都不會發生的。所以，也就是說，再扣除五盧布……一月九日，您從我這裏支取了十盧布……”
“我沒支過！”尤麗婭·瓦西裏耶夫娜聲音小得可憐。
“聽著！我可不是傻瓜”。
“呶……那就算這樣，也行。”
“四十一減二十七淨得十四。”
盡管她的表情不停地在變，甚至多了些淚珠，但也隻能是隨他去了。令人憐憫的小姑娘啊！
她用顫抖的聲音說道：“有一次，我隻從您夫人那裏支取了三盧布……再沒支過……”
“是嗎？這麼說，我得重新寫一下我的賬簿！從十四盧布再扣除……呐，這是您的錢，最可愛的姑娘！三盧布……三盧布……又三盧布……一盧布再加一盧布……請收下吧！”
我把十一盧布遞給了她，她接過去，很長時間才喃喃地說：
“謝謝。”
我一下子站了起來，碰到了我的桌子，響聲很大。憎惡使我不安起來。
“為什麼‘謝謝’？”我問。
“為了給錢……”
“實際上我剝奪了你的錢！為什麼還說‘謝謝’！”
“在別處，根本一文不給。”
“不給？太怪啦！我和您開玩笑，對您的教訓是太殘酷了……我要把您應得的八十盧布如數付給您！呐，事先已給您裝好在信封裏了！可是你怎麼能夠忍受這一切呢？為什麼不抗議？為什麼沉默不語？難道你要用你的眼淚來應付這一切嗎？難道你可以這樣軟弱嗎？”
她苦笑了一下，而我卻從她臉上的神態看出了答案，這就是“可以”。
我請她對我的殘酷教訓給予寬恕，跟著把使她大為驚疑的八十盧布遞給了她。她連數都沒數，好像即使裏麵是報紙，她也不會介意的。
我呆呆地望著這一切，心裏的念頭翻騰不息：
“也許世上隻因有了這樣的弱者，才會有蠻橫無理的強者。”
跳來跳去的女人
一
奧莉加·伊凡諾夫娜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出席了她的婚禮。
“你們瞧瞧：他是不是有點意思？”她對朋友們說，朝丈夫那邊點一下頭，似乎想解釋一下，她為什麼嫁給了這麼一個普普通通、極為尋常、毫無出眾之處的人。
她的丈夫奧西普·斯捷潘內奇·戴莫夫是一名醫生，九品文官。他在兩家醫院裏做事：在一家醫院裏任編外主治醫師，在另一家醫院當解剖師。每天早上從九點到中午，他給門診病人看病，查病房，午後乘公共馬車趕到另一家醫院，解剖病人屍體。他也私人行醫，不過收入很少，一年五百來盧布。僅此而已。此外，關於他還有什麼好說的呢？然而，奧莉加·伊凡諾夫娜和她的朋友熟人卻個個不同凡響。他們每一位都各有所長，小有名氣。有的已經成名，是公認的專家名流，有的雖說還沒有出名，但卻有著光輝燦爛的前程，有一位劇院演員，早已是公認的偉大天才，他優雅、聰明、為人謙虛，還是一位出色的朗誦家，他教奧莉加·伊凡諾夫娜朗誦。有一位歌劇院的歌唱家，一個好心腸的胖子，經常歎著氣說服奧莉加·伊凡諾夫娜：她是在毀掉自己，如果她不懶散，能管束自己，那她肯定能成為一名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幾名畫家。為首的是擅長風俗畫、動物畫和風景畫的裏亞博夫斯基，一個相貌英俊的淺發青年，二十四五歲，幾次畫展都獲得成功，最近畫的一幅畫就賣了五百盧布。他為奧莉加·伊凡諾夫娜修改畫稿，並說她有朝一日很可能有所成就。另外還有一位大提琴手，他的樂器嗚咽有聲，像人在哭。他老實承認，在他認識的所有女人中間，能為他伴奏的隻有奧莉加·伊凡諾夫娜一人。另外還有一位作家，年紀很輕，但已經名聲在外，他寫過不少中篇小說、劇本和短篇小說。此外還有誰呢？哦，還有瓦西裏·瓦西裏伊奇，貴族，地主，業餘的插圖畫家，刊頭卷尾的小花飾設計者，酷愛古老的俄羅斯文體、壯士歌和民謠，在紙上、瓷器上和熏黑的盤子上，他能創造出真正的奇跡。這夥自由自在的演藝人員，命運的寵兒，雖說一個個彬彬有禮，態度謙和，但也隻有在生病的時候才會想起醫生的存在。戴莫夫這個姓氏在他們聽來跟西多羅夫和塔拉索夫毫無區別。在這夥人中間，戴莫夫顯得陌生、多餘、矮小，盡管他身材高大，肩膀很寬。看上去他好像穿著別人的禮服，留著店夥計的胡子。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他真是作家或藝術家，那麼別人就會說，他那部胡子使人聯想到左拉。
那位演員對奧莉加·伊凡諾夫娜說，她穿上這身漂亮的婚紗，再配上亞麻色的頭發，真像一棵春天裏開滿嬌嫩的白花、婀娜多姿的櫻桃樹。
“不，您聽我說，”奧莉加·伊凡諾夫娜對他說，挽住他的胳膊，“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您聽著，聽著……我得告訴您：我爸爸同戴莫夫在一家醫院裏做事。有一回可憐的爸爸病了，戴莫夫日日夜夜守在他的病床前。多麼了不起的自我犧牲啊！你們都聽我說，裏亞博夫斯基……還有您，作家，你們都聽著，這很有意思哩，你們都靠近一點。多麼了不起的自我犧牲，多麼真誠的關心！我也一連幾夜沒有睡覺，守著爸爸，突然間，了不得，姑娘征服了小夥子的心！我的戴莫夫神魂顛倒地墮入情網。真的，命運往往是這麼離奇！爸爸死後，他常來看我，有時兩人在街上相遇，有那麼一天晚上，突然間冷不防他向我求婚了……簡直像雪山壓頂……我哭了一個通宵，我自己也昏頭昏腦地墮入情網。現在，你們瞧，我成了他的妻子。是不是他有點意思；強壯，有力，像熊一樣？此刻，他的臉有四分之三對著我們，光線不好。等他轉過身來，你們瞧他的腦門。裏亞博夫斯基，您得說說這腦門怎麼樣？戴莫夫，我們正說你呢！”她叫大夫，“你過來，把你誠實的手伸給裏亞博夫斯基……這就對了。你們做個朋友吧。”
戴莫夫溫和地、憨厚地微笑著，向裏亞博夫斯基伸出手去，說：
“幸會幸會。當年我有個同班畢業的同學也姓裏亞博夫斯基。他不會是您的親戚吧？”
二
當年，奧莉加·伊凡諾夫娜二十二歲，戴莫夫三十一歲。婚後，他們的日子過得很不錯。奧莉加·伊凡諾夫娜在客廳的四麵牆上掛滿了自己的和別人的畫稿，有的鑲進畫框，有的沒有畫框。她在鋼琴和家具之間布置了一個漂亮而熱鬧的牆角，用的無非是中國小花傘，畫架，五顏六色的小布條，匕首，半身雕像和照片……在餐室，她用粗拙的民間木版畫裱糊牆壁，掛上樹皮鞋和鐮刀，屋角放一把長柄大鐮刀和摟草的耙子，這麼一來，餐室裏就充滿了俄羅斯的鄉趣。在臥室，她把天花板和四麵牆上釘上黑絨布，好讓它更像山間岩穴，在兩張床的上方掛一盞威尼斯燈籠，在門旁還立著一個手執斧鎖的泥塑。大家認為，這對年輕夫婦有一個十分可愛的小巢。
每天早上，奧莉加·伊凡諾夫娜要到十一點才起床，之後她彈鋼琴，要是有太陽，就畫油畫。隨後，到十二點多鍾，她就坐車去找她的女裁縫。因為她和戴莫夫的錢不很多，隻夠日常開銷，所以為了經常有新衣服可穿，並以此引人注目，她和她的女裁縫不得不挖空心思。她們經常把舊衣服染過，加上一些不值錢的零頭透花紗、花邊、長毛絨和絲綢，就能創造出奇跡來。做出來的東西著實迷人，簡直不能叫衣服，而是夢幻。從女裁縫家裏出來，奧莉加·伊凡諾夫娜就乘車去拜訪某位熟悉的女演員，一來好打聽一些劇院新聞，二來順便弄幾張新劇首場演出或紀念性義演的戲票。從女演員家出來，她還得坐車去某位畫家的畫室，或者參觀某個畫展，然後再去拜訪某位名流——邀請他來家作客，或者回拜，或者隻是同他聊聊天。她到處受到愉快而友好的歡迎，大家都誇她漂亮，可愛，是個少有的女人……那些她稱之為名流和偉人的人也都把她當作自家人看待，當作他們的同行。這些人眾口一詞地向她預言：憑她多方麵的天賦、情趣和聰明，隻要她不分散精力，將來一定大有成就。她唱歌，彈鋼琴，畫油畫，雕塑，參加業餘演出，所有這些她都不是馬虎從事，而是幹得十分有才氣。不論紮個彩燈，還是梳妝打扮，哪怕隻給人係條領帶，她都做得特別藝術、雅致、招人喜歡。不過，有一方麵她的才能表現得最為突出，那就是，她善於很快結識名流，很快跟他們搞熟。隻要有人稍稍出了點名氣，引起人們的議論，她就立即去拜訪他，當天跟他交上朋友，並請他到家裏來做客。每結交一個新的名人對她來說都是真正的喜慶。她崇拜名人，為他們驕傲，每天夜裏都夢見他們。她如饑似渴地尋找名人，而且她的這種渴望永遠得不到滿足。舊的名人消失了，被人遺忘，又有新的名人取代他們。不過，就是對這些新的名人她也很快看慣了，或者失望了，於是又開始急切地尋找新的名人，新的偉人，找到了又找。這是為什麼呢？
下午四點多鍾她和丈夫一塊兒在家吃午飯。他的樸實、理智和善良讓她感動得忘乎所以。她時不時跳起來，衝動地抱住他的頭，連連吻他。
“你呀，戴莫夫，是個聰明而又高尚的人，”她說，“隻是你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你對藝術根本不感興趣，你否認音樂和繪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