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軍
最近幾年，我對“五四”時期的否定漢字和漢語的偏頗觀點，對那一時期排斥中國古典文學的過激思想，做了些研究和梳理。我發現，在中國文學數千年的發展曆程中，實在很難找到哪一時段的文學，像二十世紀的“改良文學”和“革命文學”那樣雄心勃勃，那樣蔑視自己民族的文學傳統，那樣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學經驗；也沒有哪個時代的文學，像二十世紀的“新文學”那樣對“舊文學”充滿“弑父情結”，那樣在倫理精神和語言文體兩方麵，偏離了“中國文學”的常軌。
在“現代文學”的轉捩過程中，在“當代文學”的形成過程中，為了建構一種從形式到內容都不同既往的“新文學”，二十世紀的懷疑者和批判者，在處理複雜的文化矛盾和文化關係的時候，在解決傳統與現代、西方與中國、文學與政治的矛盾衝突的時候，他們排斥兼容性和中間狀態，采取了一種偏激的態度和簡單化的策略，例如，用“現代”否定“傳統”，用“西方”否定“中國”，用“階級性”否定“人性”，用功利主義的“政治”否定人道主義的文學。就文學來看，這種對抗性的態度和簡單化的策略，以及對西方文學經驗的過度依賴，造成了中國文學的“傳統的斷裂”和“主體性的喪失”，並最終導致“中國格調”的凋喪和“大文學”的衰微。
先來說說“大文學”。二十世紀伊始，“純文學”（Pure Literature）、“白話文學”、“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國民文學”、“社會文學”、“無產階級文學”等文學概念，亂花漸欲迷人眼，紛紛被引了進來，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學的態度和評價。有的人，根據這些新的文學理念，對傳統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大加貶抑，口誅筆伐，一時間，“推倒”、“鏟除”、“謬種”、“妖孽”之類的極端話語，甚囂塵上，而“死人的文學”、“山林文學”、“貴族文學”、“古典文學”的標簽式話語，則流行一時。殊不知，文學的價值和生命力，不以時代的新舊論，不以階級的尊卑論，不以語言的文白論，而以境界的高下論，以感染力的強弱論，以情思的深淺論。而“純文學”的概念，則尤其似是而非，誤人不淺，因為真正的文學，從來就不那麼“純”，而是含著宗教、倫理、政治、曆史、哲學等內容的複雜現象。固然，“純文學”理念也有助於人們認識文學自身的特點和價值，有助於人們警惕外部力量對文學的扭曲和異化，但是，比較起來，“雜文學”（Mixed Literature）這一概念，則比“純文學”更能反映文學內部構成的複雜性和風格表現的多樣性，更能反映文學的並不那麼單純的本質。而中國文學的“雜”，則不僅見之於最初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多元雜糅，也見之於文學內部形式的多樣化。
所以，對文學來講，重要的不是看它夠不夠“純”，而是看它的格局夠不夠“大”，格調夠不夠“高”，看它是不是具有這樣一些特點和價值——過人的道德勇氣和言說激情，真誠的態度和真實的品質，完美的藝術性和豐富的美學意味，巨大的意義空間和內在的思想深度，以及普遍性的人性內容和持久的感染力。更為重要的，是要有自覺的反思意識和反諷精神，要敢於正視曆史和現實的異化性的生活圖景，不回避，不遮掩，通過真實而完美的敘寫，為人們提供啟蒙性的敘事內容，為人們的內心生活，提供支持性的精神力量。這樣的文學，就不能是僅僅流連於形式的玩味和技巧的雕琢的“小文學”，不能是僅僅滿足於“私人敘事”和“身體敘事”的“小文學”，不能是劄米亞京所批評過的“一厘米的文學”，而是健全意義上的“大文學”。這樣的“大文學”，不僅僅意味著品類的多樣化和分類學意義上的“大”，即所謂的“Large Literature”，更意味著品質的上佳和境界的高遠，屬於道德情感和倫理精神意義上的“大文學”，是劄米亞京所提倡的“一千米的文學”，即“Great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