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當代文學的創作現狀來看，我們似乎缺乏有深度、有廣度、有力度的“大文學”。我們的人文視野不夠開闊，敘事倫理不夠自覺，反諷精神不夠勇敢，文學趣味不夠雅正。我們寫得又快又多，每年有大量的詩歌集和散文集出版，有超過四千部長篇小說出版，但是，真正有分量、有價值的作品，卻寥若晨星，難得一覿。雖然某些作家的“才華”，在某些外國的“漢學家”看來，是連“魯迅和老舍也比不上”的，雖然某些作家很走運地在“國際上”屢獲“大獎”，但是，冷靜地來看，這些作家和作品，其實並不成熟，依然屬於“小文學”的範疇，用杜甫的詩句來說，就是“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現在，到了改變我們的狹隘的“純文學”文學理念的時候了，到了將“純文學”拓展為“雜文學”的時候了，到了將“小文學”升華為“大文學”的時候了。“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去國北遷的庾子山，因為看到了人生的真麵目，因為體驗了精神的大痛苦，故晚年作文，風格丕變，健筆淩雲，義氣縱橫。他後來的文章，“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哀江南賦序》），“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淒愴傷心者矣”（《哀江南賦》），至今讀之，猶使人神搖意奪，——這就是大文章和“大文學”的力量。我們應該寫出更老成的文章，要像庾信一樣，來一個脫胎換骨的變化，變得更加成熟一些，更加深沉一些，賦予自己的作品以晚秋一樣凝重而複雜的社會內容和人生況味。
再從當下時髦的“公共性”等方麵來說說“中國格調”。
中國格調，也可以叫做“中國氣質”、“中國風度”、“中國經驗”，是中國文學特有的一種品質和風格。它以象形表意的漢字，來表現中國人的審美趣味和文學氣質，呈現中國人的心情態度和性格特點。在美學風格上，它追求中和之美，顯示出含蓄內斂、淵雅中正的風貌，是所謂的“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樂而不淫”；在寫作的倫理上，中國文學表現出敢說真話的勇氣和精神，即“其言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與“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反諷精神。從人民倫理和人道主義的角度看，中國文學則表現出同情弱者和底層民眾的兼愛精神和泛愛情懷，——從《詩經》的《伐檀》的反諷和《碩鼠》的抗議，到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同情和憐憫，從杜甫的《兵車行》和“三吏”、“三別”，到白居易的《新樂府》和《秦中吟》，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文學精神所綻放出的“公共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