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是學術界近些年談論文學的一個時髦話題。在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那些缺乏“東學西學，道術未裂”理念的人，總是傾向於懷疑和否定中國文學的倫理精神。他們將“公共性”當做一個純粹的現代性話題，當做一個純粹西方的文化理念，進而認為中國固有的文學經驗中，壓根兒沒有什麼“公共性”可言。事實上，文學上的公共性，既是一個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時期，它會呈現出不同的樣態；又是一個差異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情感內涵和個性風貌。就其本質而言，所謂“文學公共性”，無非是指一種介入精神和批判精神，要求寫作者積極地介入公共生活，以反思、反諷甚至反抗的方式，表現自己對時代生活和社會問題的思考和判斷、不滿和希望。就此而言，中國古代文學的有著自己的獨特而偉大的“公共性”。
雨果說：“憤怒與溫情，是對於人類不自由狀況兩個方麵的不同反應，並且，能夠發怒的人就能夠愛。”中國古典文學的“公共性”，就具有這種既“憤怒”又“溫情”的特點：一方麵，是“憤怒”和不滿，具體表現為對權力的“以究王訩”的“上層反諷”；一方麵，是仁慈和“溫情”，具體表現為“惟歌生民病”的現實主義精神和人道主義情懷。中國文學的這種特殊形態的“公共性”，源自於中國文化的“天下為公”的基本理念、“經世致用”的責任倫理與“民胞物與”的博愛情懷。在中國儒家的文化元典《禮記》裏，就建構了“天下為公”的觀念。後來的《呂氏春秋》則更進一竿，對“天下觀”的闡釋，愈加深入，也愈加進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在此基礎上，呂不韋及其門人全麵地弘揚了“士君子”文化，高度讚美“士君子”之風，表現出很可寶貴的啟蒙主義精神：“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這種博大的“天下”觀念和“遺生行義”的“士君子”倫理，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以士人為主體的文學寫作。
受這樣的“舍生取義”的觀念影響，中國的以《史記》為典範的史傳敘事和小說敘事，以杜詩為代表的詩歌抒情，在麵對權力的時候，總是表現出一種獨立不遷的寫作精神和亢直不撓的批判勇氣，表現出一種中國式的“公共性”品質。王夫之說，中國自《詩經》以來的詩人，“有所指斥，則皇甫、尹氏、暴公，不憚直斥其名，曆數其慝，而且自顯其為家父，為寺人孟子，無所規避。詩教雖雲溫厚，然光昭之誌，無畏於天，無恤於人，揭日月而行，豈女子小人半含不露之態乎？《離騷》雖多引喻，而直言處亦無所諱。”事實上，《詩經》和《楚辭》的“無畏於天，無恤於人”的精神，做為一種偉大的傳統，在後來千百年的詩歌寫作中，也有繼繼繩繩的賡續和體現，即使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非常歲月，我們依然可以從“杜甫的傳人”牟宜之先生的古體詩中，看到對古典抒情傳統的自覺繼承和弘揚。在敘事寫作領域，司馬遷則在《太史公自序》中，首倡“貶退討”（“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敘事原則，並在自己的偉大寫作中身體力行，遂成後人難以企及的史學和文學的雙重“絕唱”。清代學者李景星評價司馬遷說：“太史公以上下千古眼光而作《史記》，其敘事往往有寄托深遠，為後人以為不必為，實則不敢為、不能為處。”司馬遷的反諷敘事所體現出的，實乃一種高度成熟的人文精神，其中所包含的“公共性”，即使今天來看，也具有充分的普遍性和現代性。
同情民眾，關注民瘼，是中國文學的另一個偉大的“公共性”品質。以士君子為主體的優秀的中國詩人和中國作家，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皆以天下為己任，以天下蒼生為念，而中國文學中的“公共性”，也就體現為對“民生”、“黎元”、“國家”、“社稷”、“天下”、“乾坤”等“共公事象”的關注，體現為對同情底層大眾的“哀”和“憂”的情感表達。在《離騷》裏，屈原痌瘝在抱，悲從中來，抒發了他對艱難時世的不幸民眾的同情，顯示出偉大的“公共性”情懷；杜甫則在多篇詩歌裏，唱出了“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宿江邊閣》）、“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北征》）、“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壯遊））的詩句，尤其是在“三吏”“三別”和《兵車行》、《麗人行》、《洗兵馬》、《羌村三首》、《憶昔二首》等詩篇裏，他完美地表達了對底層民眾的真摯同情，尖銳地表達了對權勢階層的批評。對杜甫的這種仁慈而且偉大的“哀憂”精神，著名華人學者洪業給予極高的評價：“據說詩人的生活通常是由三個‘W’組成：酒（Wine），女人（Women）和文字（Word）。其他詩人可能如此，但杜甫不是。杜甫的三個‘W’是：憂慮（Worry），酒（Wine）和文字（Word）。”在洪業看來，杜甫“是心係家邦的國民。他不但秉性善良，而且心存智慧。他對文學和曆史有著深入的研習，得以理解人類本性的力量和脆弱，領會政治的正大光明與肮髒齷齪。他所觀察到的八世紀大唐帝國的某些情形仍然存在於現代中國；而且，也存在於其他的國度。”也就是說，杜甫通過自己的寫作所建構的“公共性”，既具有中國文學的個體風貌和特殊內涵，又具有博大弘深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可見，偉大的作家所建構的“公共性”，不僅可以超越時代和地域的局限性，而且，天然地具有人類性和永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