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自上世紀初期以來，隨著對傳統文化的否定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排斥，中國文學特有的溫柔敦厚、中正莊嚴的氣質，最終“廣陵非複舊時城”，暗中變換；中國文學特有的那種泛愛眾、憂黎元的精神，則是“高台已傾曲池平”，漸趨式微。我們固然建構了新的“公共性”，——一種具有“文化啟蒙”訴求和“國民性改造”自覺的“公共性”，但是，這種新的“公共性”也有一種幾乎與生俱來的狹隘性，缺乏承上啟下的曆史感和兼收並蓄的包容性。我們激進地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和文學傳統，對“國民”進行簡單化的政治－社會學分類，進而用“臉譜化”的方法來塑造人物形象，用公式化的教條策略來處理人物與人物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不僅如此，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公共性”建構、當代文學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公共性”建構，也是大有區別的：現代文學的啟蒙主義“反思性”，被當代文學的功利主義“認同性”所取代；前三十年的“政治功利性”和“公式化敘事”，被後三十年的“市場功利性”和“欲望化敘事”所取代。當下的中國文學，則因為一味追求浮枵不實的“純文學”，因為迷戀“身體敘事”和“私人寫作”，因為缺乏擔當精神、啟蒙意識和反諷激情，而陷入了“公共性”建構的無力狀態和衰頹境況。
其實，中國當代文學實在不必太措意於“如何走向世界”的問題，也不必為獲得“世界的認同”而太過沾沾自喜。秦韜玉《貧女》詩雲：“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對當代的中國作家來講，最為重要的，不是獲得流於形式的“世界性”讚美和基於誤讀的“國際性”獎賞，不是追逐那種時髦的“時世儉梳妝”，而是像屈原、司馬遷和杜甫一樣，正直而勇敢地介入自己時代的“公共生活”，以中國人特有的“憂哀”情懷和反諷精神來創造“中國格調”的、亦即“風流高格調”的“大文學”，建構中國文學自己的“公共性”，並最終抵達與人類經驗相通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唯有這樣，我們的文學庶幾會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並最終真正贏得世界讀者的尊敬。
2014年7月21日，北新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