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韋君宜的晚年寫作
立意較然，不欺其誌。
——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
一個人可以放棄很多東西。但他卻必須思想，而且具有把他的思想表示出來的深切需要。當有表現需要的時候而被迫保持緘默，這是非常令人難受的。
——密洛凡·德熱拉斯：《新階級》
很早就想寫一篇關於韋君宜的文章，就想通過這種較為莊嚴的方式向她致敬：抱衰年廢病之身，著“述往思來”之書，實在是很了不起，很值得尊敬的。而文章的題目，也是早就有了的；在我看來，借用班固評價司馬遷的幾句話裏的六個字作題目，就可以很恰愜地概括她的反思性寫作的文體特點和倫理精神。然而，幾次下筆開頭，幾次擱筆作罷，——這樣的情形，在我的寫作生涯中，並不多見。推究原由，也許是因為她所寫的人和事，大都有一種令人因為“畏惡”和難受而不願談論的性質。
盡管如此，我還是會常常想起韋君宜，想起她的勇敢而犀利、坦率而真誠的寫作。想起她就會有談論她的衝動，就有一種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覺：對我來講，她的嚴肅而沉重的寫作，不僅具有指示方向的意義，而且還有給人勇氣、促人前行的力量。
一”事實加反思”VS“剪刀加漿糊”
在文學敘事和曆史研究上，有一種極為常見的消極傾向，那就是，被動地依賴權威們的觀點，被動地依賴固有的資料，不加反思和批判地將這些觀點和資料進行摘抄和編排，從而構成一種缺乏文學價值和曆史學意義的敘事文本。英國學者柯林武德曾經從曆史學的角度，尖銳地批評過這種模式：“由摘錄和拚湊各種不同的權威們的證詞而建立的曆史學，我就稱之為剪刀加漿糊的曆史學。我再說一遍，它實際上根本就不是曆史學，因為它並沒有滿足科學的必要條件；但是直到最近，它還是唯一存在的一種曆史學，而人們今天還在讀著的、甚至於人們還在寫著的大量的曆史書，就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曆史學。”曆史對於這種曆史學家來說，不是去“首創性”地發現事實，不是對事實進行科學的分析，而是意味著“重複別人在他以前已經做過的陳述。因此就隻有在向他提供了有關他要思想、寫作等等的主題的各種現成陳述時，他才能從事工作”。這種模式後來又被發展成貌似很具學術性的“鴿籠子方式”。所謂“鴿籠子方式”，按照柯林武德的闡釋，就是指那些“剪刀加漿糊”的曆史學家，由於“厭煩於抄錄別人陳述的工作，並且意識到自己有頭腦，感覺到有一種值得稱道的願望要運用它們；他們常常發現創造出一種鴿籠子的體係把他們的學問安排在其中，就可以滿足這種願望了。這就是那些模式和圖式的來源”。柯林武德所批評的這種敘事模式，缺乏獨到的發現、思想的深度和批判的精神，本質上是平庸的、蒼白的、依附性的；作為一種懶漢主義的敘事方式，它是一種世界性的文化現象，流行於幾乎所有的時代，尤其流行於那種禁忌甚多、缺乏活力的文化環境裏。
毋庸諱言，在我們的文學敘事和曆史敘事中，大量存在著這種“剪刀加漿糊”的敘事模式，大量存在著作為這種模式的精致化樣式的“鴿籠子的體係”。矯正和解構這種敘事模式，正是新的文學敘事和曆史敘事的任務，——這種新型的敘事具有豐富的曆史內容、清醒的反思精神和自覺的啟蒙意識。在文學敘事中，一些具有正義感、責任感的“老革命家”和“老知識分子”的回憶錄和小說作品，就具有改變風氣和指示路向的意義，就屬於那種值得效法和推崇的模式。
晚年是生命的黃昏，但也是精神丕變的重要階段。當此時也，有的人，回顧來路，幡然悔悟，人性複歸，良心發現，人格升華，智慧成熟，遂開始說真話，寫真文，作真人，最終成了“兩頭真”的人，巴金、李慎之、王元化、李銳、楊憲益、周有光、邵燕祥、從維熙、牛漢、資中筠等，就屬於那種越活越明白，越活越真實，越活越可敬的“真人”。有的人，則見自己日暮途窮，來日無多，便恣意妄為，倒行逆施，逞一時之痛快，留千古之罵名；另有一些人，雖不如此之甚，但卻淪為越活越糊塗，越活越虛假，越活越可憎的庸人。
韋君宜就屬於那種在晚年放下了麵具和顧忌，寫得很勇敢、活得很真實的人。韋君宜說：“許多事情的不公平、本人的遭遇、親眼見到的不合理，實在使人無法坦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憂患意識，是韋君宜晚年寫作的內在動力；通過對曆史的還原和反思，而推動當代生活的進步，則是韋君宜晚年寫作的最終目的。她克服了內心的恐懼，擺脫了說假話的消極習慣；她不怕揭自己的傷疤，不怕露自己的醜。她的寫作充滿了尖銳的疼痛感，但也充滿了對生活與真理的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