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種批判性的啟蒙精神相對照的，是邱新榮對創造精神和反抗精神的讚美。他歌頌開天辟地的盤古，歌頌“飛天者”嫦娥無私的愛，歌頌反抗者共工的英雄氣概，歌頌舞幹戚的“反叛者”刑天，歌頌“叩石擊壤”、埋頭苦幹的愚公，歌頌曹沫的“亮出匕首”。他試圖從中國已有的神話和傳說裏，開掘啟蒙性的文化資源。他向往古人的那種未曾受到壓抑和異化的創造力，那種活潑而自由的精神狀態。他從古代的遺跡——一件牙雕、一隻玉鷹、一隻雙連壺、一把石鐮、一隻尖頂瓶——中看見了古人的智慧與夢想。“讓春秋的排簫 複活／複活成我們眼中最神秘的角落／複活成靈魂的富裕和闊綽／／讓春秋的排簫 複活／聽過它從容的啁啾後／我們的目光才會閃爍”（《讓一支排簫複活》）。他試圖通過詩性的話語，複現並建構一種充滿原始活力的野性之美與自由精神的圖景。
邱新榮對人類在精神上的萎頓和弱化深表惋惜和不滿。那種因為恐懼而產生的“崇拜”，在邱新榮看來，就是一種巨大的異化力量，因為，它我們失去了“仰視藍天的浪漫”，失去了“無法表述的勇敢”，失去了“金子般寶貴的敢為人先”，總之，崇拜“是一條沉重的鎖鏈”（《崇拜 曾使我們失去失去那麼多》）。他反對無條件地忠誠一位暴君，因為，“在專製的日子裏／天平的分量上／君為重／臣為輕”，一顆“善良為民”的心，是不起什麼作用的（《關龍逢 收回你的心》）。他批評那種“跪著的身姿”，因為，這會使“人性的尊嚴隨之委地”（《商代跪式玉人》。）
邱新榮的詩裏，表達著對現代文明的熱切向往，也因此而表達著對古典文明的莊嚴敬禮。他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黎明時分的霞光裏，用詩向偉大中國文化和古代先賢致敬。他從古人的風範裏，看見了絢爛的文明之花，看見了偉大的人格之美，看見了璀璨的思想之光。他讚美不毀鄉校的子產，從“不毀的鄉校裏”，他看見了“民主的萌芽和氣氛”，看到了“憂國的熱忱”與“無邪的笑聲”（《子產不毀鄉校》）。“百家爭鳴”的思想和精神，讓他激動不已，讓他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禁不住為它高聲吟唱（《為百家爭鳴而吟》）。他讚美堅貞不屈的蘇武：“嗬 蘇武牧羊／單調而苦難的日子裏／矗立著出使的旄杖／回望長安／長安已不可望／隻有風吹過來／推著草浪／一直推向遠方。”（《蘇武牧羊》）他讚美古代的循吏，說他們“從不阿諛，”“隻認一個死理”——“認天下和平／百姓富裕”（《循吏》）。在所有的循吏中，他對汲黯情有獨鍾，給他單獨寫了一首詩。他喜歡汲黯的簡單和直接，欣賞他對漢代最高領袖的無所畏懼，讚賞他對顢頇的“今上”劉徹的直言不諱：“直話直說／不需要修飾的言辭／指正錯失／就是指正錯失／不在頌歌中表達自己的意思／拐彎抹角 鄙夷／巧言令色 鄙夷／把什麼樣的路都走過／直著來／也一樣直著去。”（《汲黯》）他對晏子良好的教養和優雅的舉止佩服得五體投地：晏子“用比喻和笑容／麵對惡意的挑釁”，“晏子不靠憤怒對陣／晏子對陣／靠的是那顆從容的心”（《晏子走在出使的路上》）。
在邱新榮的心目中，司馬遷意味著人格建構的高標和精神前行的方向。他對太史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的曆史抒情詩裏流貫的是司馬遷的精神血脈。在對秦始皇暴政的批判上，在對曆史人物的評價上，他與《史記》保持著高度的一致。他如此熱愛這位偉大的曆史學家，如此熱愛這位偉大的詩人，如此熱愛這位無畏的批判者，自然要將太史公寫進自己的詩中，自然要通過詩歌寫作，向這位對抗極權的中國知識分子之父致敬。在太史公筆下，“帝王將相紛紛摘下了麵具／秉筆直書後／劉邦是劉邦／項羽是項羽／流氓的手段／掩不住治世的功績／英雄的風流／代替不了濫殺的劣跡／不是一好到底／也不是一壞便無從說起／人性的起伏與多姿／讓每一個場景／都可讀 都豐富而充滿寓意”（《司馬遷寫<；史記>；》）。
現在的有些詩人，似乎不很喜歡讀書，似乎更喜歡人家誇讚他單憑無所依待的才華就可以寫詩。然而，邱新榮走的卻是另外一種路子。他把閱讀當做獲取寫作資源和激情的府庫。他的詩，是激情的噴發，是思想的凝聚，也是知識的升華，是一行一行寫出來的，也是一頁一頁讀出來的。讀他的詩，你會看到他閱讀的軌跡，也會看到他讀書的認真與深入。
當然，邱新榮的詩也並不是完美無缺、無可挑剔的。他的詩是坦率而熱情的，但也略顯外露與直白；是富有思想和理趣的，但又少了點耐人尋味的韻致，缺了些飛揚的想象與幽渺的意境。他應該向古代的詩人學習，要在“煉”字上下更大的功夫：要“煉意”、“煉句”、“煉字”，要有杜甫“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那股子勁頭，要將自己詩句中的每一個字，都磨洗得幹淨、漂亮，都要讓人覺得有滋味，有嚼頭，要有更多讓人過目難忘的“佳句”和“警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