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談校勘學。他既先後獲得沈家本刻的和方功惠舊藏抄本的《元典章》，認為《元典章》是考究元代政教、風俗、語言、文字的很好的一部參考資料。他細細地作了一次整理校勘工作。除方沈兩本外，他繼續買到和借到其他藏本三種，主要是借到故宮藏的元刻本。他先用元刻本對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諸本互校，得出沈刻本“偽誤、衍脫、顛倒”之處共一萬二千多條，寫成《沈刻元典章校補》。又從沈刻本一萬多條錯誤中選出千多條作例，分門別類，指出致誤之由，加以分析，一九三一年他寫成《元典章校析釋例》，——又名《校勘學釋例》。他對《元典章》整理校勘工作，前後用了十多年時間，才脫稿。
陳垣運用校勘學方法考究古籍的又一成果，是一九三七年寫成的《舊五代史輯本發覆》。薛居正等編《五代史》，因後出的歐陽修的《五代史記》，而被稱為“舊五代史”，且漸被埋沒。清乾隆時開四庫全書館，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薛史》，詔頒布於學宦。但當時館臣為避免政治上嫌忌，將《薛史》原文中虜、戎、胡、夷、狄、蕃酋、偽等字眼，盡量改篡，失去了《薛史》的本來麵目。他根據《冊府元龜》、《歐史》、《資洽通鑒》等書，把輯本《薛史》中改竄的字句校勘出來，回複其本來麵目；並指出當日館臣之所以改竄《薛史》原文，實際有不滿於清朝的統治。這就不僅限於校勘，而且對當日館臣之所以忌諱，作了分析。
陳垣同誌在考據學上另一方麵成功的專著，是屬於年代學的《二十史朔閏表》和《中西回史日曆》兩書。在後一書的自序中，他簡要地敘述了作書的原因和經過，“稿凡五易，時閱四載”。兩書成於一九二五年。兩書為研究中國史學及我國與東南亞各國交通史方麵提供重要依據。
避諱是我國曆史上特有的風習製度。考據學中的避諱學，是我國特有的一門學科。陳垣同誌在《史諱舉例》中，介紹自秦迄清，曆朝的避諱製度和諱例。兩千多年來，避諱的製度、習慣和風氣，長期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在語言、文字上不能觸犯所謂尊者親者以至賢者的名字，違反的便是大逆不道，甚至有生命的危險，史不乏例。談到避諱成為製度，其曆史很長，朝代更換又多，各朝所避的諱不同，避諱方法又不一致；其在文獻上常有因避諱而改換文字，甚至改變前人的姓名、官名、書名，前代的地名、年號等等，使一些古籍文字淆亂不清。但是，他在《史諱舉例》的序文中曾指出：反過來，利用古文書的避諱，“可以解古文書之凝滯，辨別古文書之真偽及時代。蓋諱字各朝不同，不啻為時代之標識，前乎此，或後乎此，均不能有是”。他在《史諱舉例》中，所舉的例，不少帶有啟發性，引起探索各種疑難問題。
避諱問題，前人已有不少研究。錢氏（大昕）《廿二史考異》中，以避諱解釋疑難者尤多，隻因散在諸書，未能為係統之整理。陳垣同誌用了很多工夫，閱讀了大量宋人清人有關避諱的述作，並廣泛搜集和引用了一百種以上古籍中的材料，然後寫成《史諱舉例》。他在序言中說：“意欲為避諱史作一總結束，而便考史者多一門路、一鑰匙也。”
陳垣同誌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這十多年間，著重考據學的研究。其中《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完成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就在這年七月，爆發了“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軍向蘆溝橋進犯，中國人民奮起抵抗，開始了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不久，北京被日軍侵占，成了淪陷區。他身處危境，但堅決與敵偽鬥爭。他在大學的講壇上，講抗清不仕的顧炎武《日知錄》，講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鮚埼亭集》，以此自勵，並黽勉學生愛國。同時利用史學研究作為武器，連續發表史學論著，以抨擊敵偽漢奸，顯示出不屈不撓的愛國精神與民族氣節。在八年抗戰期間，他堅守教研崗位，寫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史籍論》等宗教史論文，而實際是民族抗敵鬥爭史的專著，最後以《通鑒胡注表微》作表微之著。
八年抗戰，陳垣同誌一直身處淪陷區。一九四三年他寫成《通鑒胡注表微》。那年冬，他寫信給西南一位學者，說道：“至於史學，此間風氣亦變。從前專重考據，服膺嘉定錢（大昕）氏；事變後，頗趨實用，推尊昆山顧（炎武）氏；近又進一步，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故前兩年講《日知錄》，今年講《鮚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習，不徒為精密之考證而已。此蓋時勢為之，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也。”
一九五七年，他在《表微》重印後記中敘述研究經過：“胡三省親眼看到宋朝在異族的嚴重壓迫下，政治還是那麼腐敗，又眼見宋朝覆亡，元朝的殘酷統治，精神不斷受到劇烈的打擊，他要揭露宋朝招致滅亡的原因，斥責那些賣國投降的敗類，申訴元朝橫暴統治的難以容忍，以及身受亡國慘痛的心情，因此，在《通鑒注》裏，他充分表現了民族氣節和愛國熱情。”“我寫《胡注表微》的時候，正當敵人統治著北京；人民在極端黑暗中過活，漢奸更依阿苟容，助紂為虐。同人同學屢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時時受到威脅，精神異常痛苦，閱讀《胡注》，體會了他當日的心情，慨歎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淚，甚至痛哭。因此，決心對胡三省的生平、處境，以及他為什麼注《通鑒》和用什麼方法來表達他自己的意誌等，作了全麵的研究，用三年時間寫成《通鑒胡注表微》二十篇。”這樣“表”胡三省作注之“微”，也正所以寓自己的心意。
總之，《表微》確有表《胡注》之微的特點以處境相仿佛，不但表《胡注》之微，亦所以表自己內心之微。
解放後，陳垣同誌在學術思想上有很大的飛躍。一九五○年他給武漢大學一位朋友的信說：“解放以後，得學毛澤東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須從頭學起。年力就衰，時感不及，為可恨耳。”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後不久，五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陳垣同誌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其中說：“我也初步研究了辯證法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使我對曆史有了新的見解，確立今後治學的方法。我們的治學方法，本來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關係，所以我們時常一起研討，你並且肯定了我們的舊治學方向和方法。但因為不與外麵新社會接觸，就很容易擺脫不開那反人民的立場。如今我不能再讓這樣的一個違反時代的思想所限製，這些舊的‘科學的’治學方法，在立場上是有著它基本錯誤的，所以我們的方法，隻是實證主義的。”他並且勸告胡適，應該幡然覺悟，轉向祖國。
一九五○年，在輔仁大學堅決與帝國主義進行鬥爭，使長期受到外國勢力控製和影響的一所私立大學能夠順利地變成國立大學，並於一九五二年院係調整時，和北京師範大學合並成為一所新型大學。他仍任新校校長。解放後，他的思想轉變，還具體表現在一九五一年參加西南土改工作團。作為團長，他率領工作團，到四川巴縣進行土改工作。一九五四年兼任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從一九五八年起，曆次被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學術上，他在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一方麵整理曆年舊著作，一方麵不斷用新觀點繼續從事史學論文的撰寫，前後寫成短文二十多篇。他壯心未已，本來還計劃整理多卷本的古籍如《冊府元龜》等，可惜年事已高，一九五0年後，又連續幾次重病，並曾動大手術，使壯誌難酬。
陳垣同誌生活在舊社會近七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已經六十九歲。由於他多年專研曆史，專攻史學，掌握了豐富的曆史知識。新中國成立後，他接觸了新思想，迅速從舊思想的束縛解放出來，接受新思想，奮勇前進。經過十年的社會實踐，在黨的親切關懷下，在他的強烈要求下，終於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以七十九高齡，成為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回憶多年舊社會艱苦酸辛的生活，今日身心都得到解放，不禁由衷地歡呼：“黨使我獲得新的生命”！並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以此為題的文章。
入黨以後，他對自己要求更高，要求為黨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特別在史學方麵。然而不久，來了“十年浩劫”。他足不得出戶，賓客親屬不能探訪。這樣，直到一九七一年六月，在極端苦悶中含恨以歿，終年九十一歲。他臨終囑咐子孫，好好為黨為人民多做工作。
史學家教育家陳垣同誌謝世了，然而他留給我們一份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這份文化遺產他無私地獻給了全國人民。晏陽初
晏陽初，生於1890年，四川巴中人。著名的平民教育家、鄉村建設元老,被國際學術界並列為“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一。
晏陽初出身書香門第，晏求知欲望強烈，學習用功，每期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學校獎勵。
1907年，晏陽初在保寧府華英學堂畢業後升入成都華美中學，兩年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該校。
1913年春，晏在友人的支持下，以名列榜首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按該校的規定，考第一名者，可獲英皇愛得華第七獎學金1600美元，但獎學金隻授於英國籍學生，學院院長建議他改入英國籍。晏回答說：“這代價，要一個中國人來舒暢，太高了。”他毅然放棄了這筆獎金，表現了一個中國人高尚的民族氣節，就連當時港大的校長對此也深表敬佩。
1916年，晏得到中國政府的資助，遠渡重洋赴美國深造。他在美國先後獲得耶魯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曆史學碩士、路易斯維爾大學法學博士學位。這段時間的經曆，使晏的愛國主義思想日趨成熟。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在川中時，隻有抽象的民主觀念，到香港後，敗國之民的羞辱，促進了民主意識的發生，我開始深切體會到國之重要，已有改造社會的願望，再進而看到美國的繁榮，華裔工商的屈居人下，又回想到祖國的貧愚落後，我比較三種不同生活方式，孰高孰下，優劣如何……我不願在中國的土地上再出現香港式的殖民地，苦難的中國需要解放，我立誌貢獻己力。”基於這些想法，他參加了中國留美學生的秘密組織“成誌會”，青年們眾誌成城，“思圖救國”。當時正值美國排華運動加劇，許多華商一到美國就被拘禁，即是久居美國的留學生和華僑也常被無理拘留。眼見這些不平之事，陽初心裏既氣憤又難過。為表示對美國政府排華政策的反對，他以“從美國憲法論排華的不合理”為題，參加了耶大的演講比賽，充分表達了他對祖國深切的愛。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20萬華工被送往歐洲，在各戰場幫助修建工事、運輸物資等，為了管理這批語言不通的勞工，美國陸軍青年會在美國各大學招募留學生充當翻譯，時值晏陽初畢業，他在愛國主義精神的鼓舞下，毅然投筆從戎，在畢業典禮的第二天便跨過布滿魚雷的大西洋，來到戰雲密匝的法國。在法國，晏被分配到自郎華工營戰時臨時商店充當售貨員兼翻譯，與華工朝夕相處。在此期間，他經常利用業餘時間幫助華工寫信，給他們讀報上的新聞，逐漸萌動了訓練他們識字的想法。陽初在白郎華工營辦起了他平民教育生涯的第一個識字班，他選擇了一千個最常用的漢字，邊編、邊教，開始訓練華工識字。這項活動，受到陸軍青年會的支持，並吸引了當時在巴黎留學的許多中國學生參加，使辦學規模逐漸擴大。隨著識字華工文化程度的提高，晏陽初創辦了《華工周報》，當時在巴黎找不到漢字印刷設備，隻得自己編排，用照相製版印刷，報紙很受華工歡迎。他“從此有了個心願，回到中國不發財，不升官，把終身獻給勞苦大眾”。
1920年，晏陽初回到祖國，在北京成立了“大眾教育聯合會”，首倡掃盲運動，他用了一年時間深入鄉村，考察平民教育情況。
1922年，晏陽初到了長沙，同一批知識分子先後辦起了600多所平民學校，提出了“掃文盲，作新民”的口號，編輯出版了速成掃盲課本——《千字文》。長沙的掃盲教育四個月一期，利用早晚上課，受教育的學生總計有5萬多人。當時，青年毛澤東便是100多位義務教師之一。繼長沙之後(1922年至1923年)晏陽初還先後在煙台、南京、杭州、嘉興等地開展了識字運動，並在華北、華中、華東、華西開展了平教活動。他編輯了市民十字課、農民千字課、士兵千字課等通俗語體文課本。
1925年6月，晏陽初作為中國民間代表出席了在檀香山召開的太平洋沿岸國民會議，旨在探索太平洋地區窮國富強的道路。在會上，他就平民教育運動作了一次專題演講，引起了會者強烈反響，檀香山華僑為之掀起熱烈的捐獻活動。
1929年秋，晏陽初出任河北縣政研究院院長，他將平民教育總會辦事處遷至河北定縣。晏陽初夫婦攜三子二女舉家遷往河北定縣創辦鄉村建設實驗區，在晏的一心為平民的真誠情感和崇高的獻身精神的感召下，當時有幾十名高級知識分子和幾百名大學生，都甘心情願地離開城市優越的生活，有的甚至拋棄高官厚祿到十分艱苦的農村參與鄉村建設實驗。陽初除領導整個實驗區的工作外，還親到翟城村小學任教。晏的夫人許雅麗是美國華僑，生長於美國，回國後，一直在上海、北京居住，現在來到定縣，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很多不便，可她並不以此為苦，而是積極支持晏的事業，她協助接待來定縣參觀的國際友人，組織平民會同事的家屬成立“家庭會”，每周聚會一次，並由許雅麗向她們介紹衛生保健知識。